马修·凯明克（Matthew Kaemingk，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大学公共神学教授）和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富勒神学院伊斯兰研究教授）是播客《城门口的狂热者》（Zealots at the Gate）的两位主持人。他们的节目一直很精彩。听说他们在合写一本关于宗教与民主的书，我十分期待。凯明克是基督教神学家，哈米德是穆斯林政治理论家。五年来，他们不断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各自有哪些思想资源，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
《宗教能拯救民主吗？为什么医治公共生活需要更多信仰，而非更少》（Can Religion Save Democracy? How More Faith—Not Less—Can Heal Our Public Life）正是这些对话的成果。在这个日益两极化、不同阵营彼此敌视的时代，如果你怀疑宗教是否能使人更宽容、更谦卑，这本书值得一读。
两位作者没有淡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真实的神学分歧，却成功表明，这两个传统都“积累了数百年面对深刻分歧与政治冲突的经验”（7 页）。他们指出，宗教极端主义的故事固然“最能吸引点击”，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中有益于民主的洞见，却长期受到忽视，甚至连信徒自己也知之甚少”（19 页）。
《宗教能拯救民主吗？为什么医治公共生活需要更多信仰，而非更少》（Can Religion Save Democracy? How More Faith—Not Less—Can Heal Our Public Life）
马修·凯明克、沙迪·哈米德合著
在《宗教能拯救民主吗？》中，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和一位穆斯林政治理论家——他们既是朋友也是同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点：美国民主若要延续，需要更多宗教，而非更少。
他们并非呼吁神权政治或宗教威权统治，而是提出一种清醒又充满盼望的愿景：在一个分裂的国家，宗教信仰能够提供重要资源，使民主生活重新焕发生机。
布雷佐斯出版社（Brazos），224 页。
听说伊斯兰教内部也有能够培育民主美德、支持多元共存的思想资源，福音派读者或许会感到意外。但两位作者所呈现的这个伊斯兰教版本，确实属于主流的逊尼派解释之一。这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虽然以穆斯林为多数，却是一个通过宪法保障多元共存的民主国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 年的一篇报道就指出，伊斯兰国（ISIS）在西方国家招募成员，反倒比在印尼更成功。
沙里亚（Sharia，通常译为“伊斯兰教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两位作者指出，不能将它等同于其中那些如今被认为已不再适用的刑罚规定。今天，这一传统也涵盖政治协商、对其他宗教的宽容，以及禁止奴隶制的法律。
叙利亚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雅库比（Muhammad al-Yaqoubi）在《驳斥伊斯兰国》（Refuting ISIS）中写道：“伊斯兰教的固定刑罚（hudud）不适用于我们这样的时代。顽固地坚持施行这些刑罚，是无知、偏激、不义、愚昧、幼稚和狂热的产物与表现。这一切都与伊斯兰的精神相去甚远。”
伊斯兰教传统并不像新教强调“唯独圣经”那样，主张唯有《古兰经》才是衡量一切的最终准则。其主流观点认为，解释《古兰经》必须借助不断发展的传统。按照本书的分析，现代技术使人能够绕过这些传统，直接接触原始文献，却未必需要具备理解它们的能力。这种脱离传统、流于表面的阅读，也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按纳比勒·库雷希（Nabeel Qureshi）的估计，极端主义者约占穆斯林人口的 0.01%至0.05%。
休·戈达德（Hugh Goddard）在《基督徒与穆斯林关系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中指出，许多被暴力圣战组织招募、逐渐走向激进化的年轻男性，所受的教育以理工科为主，几乎没有学习过如何解读古代文献：
许多走向激进化的年轻人有自然科学的学习背景，尤其是工程和计算机。这些学科未必会教给他们审慎解读文本所需的能力，而无论阅读宗教经典还是当代文本，这些能力都不可或缺。
因此，凯明克和哈米德的工作值得肯定。他们表明，基督徒可以承认与穆斯林之间根本的神学分歧，同时继续对话，共同促进公共生活中的公义。他们也让我们看见，伊斯兰教内部远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多样。
两位作者指出了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八项挑战，并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汲取智慧，寻求修复民主生活、改善彼此相处之道。下面，我会选取其中几项，介绍他们的回应。
第一项挑战是人们将原本寄托于基督教等传统宗教的信仰，转移到了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上。宗教性原本深植于人性之中，世俗主义却不承认这一点，反而以为人可以在宗教上保持中立，由此掩盖了它自身的信仰。世俗信念本身就是一套信条。信靠自我，仍然是一种信仰，而且其根基并不稳固。
当世俗信念带着宗教般的绝对确信，却失去了传统信仰中的约束与制衡，就可能走向威权。传统信仰承认，神“也可能要求人以谦卑或恩慈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信念”（28 页）。一旦排除神，其他事物就会被奉为神，取代祂的位置。
因此，要修复民主生活，首先需要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每个人进入公共领域时都带着自己所信奉的东西。没有哪一种立场是中立的，也没有哪一种天然就是人人认可的“常识”。
人渴望合一，这可以理解。但这种渴望“一旦靠政治力量强行实现，往往反而造成更多冲突”（44 页）。两位作者指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冲突与宗教多元并存的现实，也在神的安排之中，是今生需要预期并妥善面对的事。如今是神忍耐宽容的时期，我们应当认真面对深刻的分歧，而不是借政治力量将其铲除。“与传统宗教不同，世俗主义认定人类的冲突可以得到解决，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此时此地。”（45 页）
讽刺的是，世俗主义虽然自称思想开放，却也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传统宗教。它要求宗教退回私人生活，不容许宗教平等地参与公共讨论。
如果唯有神能实现最终的合一，我们就不该把国家或教会当作今生的终极统治者，将这样的盼望寄托其上：“神权政治，也就是宗教精英的统治，是亵渎神的，因为宝座属于基督，不属于基督徒。”（58 页）伊斯兰教同样不期待人能在今生达成完全的共识，因为冲突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也是神为了塑造人的品格而容许存在的（63 页）。
谈论宗教与政治时，关键是分清真理的绝对可靠，与人对自身理解的确信。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别认为自己的“圣书”——圣经或《古兰经》——是神圣、绝对真实的，但真理本身与人对真理的理解，毕竟不是一回事。
两位作者以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为例。他愿意接受人的仲裁，因为《古兰经》的含义往往并不一目了然；离开阅读和解释它的人，经文不会自行发声。作者还巧妙地指出，“沙里亚”一词原本只是指“通往水源的道路”，而“阿里所持的、容许多元共存的伦理观，本就蕴含在沙里亚之中”（73 页）。
基督徒也承认，今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并且盼望将来与神面对面（林前 13:9–10、12）。用古典改革宗神学的说法，我们如今仍是旅途中的天路客，尚未进入得胜教会的荣耀。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摹本性的”，而非“原型性的”；是“类比性的”，而非“单义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来自神按照受造者所能领受的方式赐下的启示，并不等同于神对祂自己的认识。
两位作者主张，让政治回归处理日常公共事务的位置。为此，我们需要学会辨认偶像，也需要重新认识地狱的教义。当政党成为偶像，要求我们为它牺牲友谊、家庭，甚至生命时，政治就会沦为阵营至上的争斗。如果人不再相信神最终会伸冤，那么，实现终极公义的重担就落到了会犯错的人身上，政治也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事。
相信地狱，反而可以使人更有耐心、更能宽容，因为最终审判尚未来到，政治对手也仍有悔改的机会：“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宿，你无法掌控，也无法预知。这种未知让门留了一道缝——为连接、对话和自由留出空间”（113 页）。民主所倚赖的正是这种一种盼望，相信人仍有可能被说服，相信在今生，没有任何人是彻底无可救药的。
对邪恶感到愤怒是必要的，但一个社会如果要克服阵营之间的猜疑，也需要维系人与人的联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为此提供了资源。作者举出的例子，包括耶稣赦罪的恩典，以及伊斯兰教对擅自“判教”（takfir）的谴责，即反对人擅自断定另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
宗教机构是人们学习民主生活的学校。它们塑造人的品格，教导人忍耐、理解别人，并建立群体。美国人虽然越来越世俗化，却没有因此停止追求灵性；他们只是以消费灵性产品和服务取代了对宗教群体的委身。
然而，瑜伽馆或正念静修营未必会教导我们“为了邻里共同的益处，放下个人抱负”，也未必能把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150 页）。人们常常先入为主地认为，宗教机构不利于民主，但两位作者援引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文化仍受益于它们“对民主的贡献”（152 页）。
而且，当人真正投入这些群体的生活，网上那些脱离现实、停留于抽象观念的宗教国族主义，就不再那么诱人。说得简单些，深入参与现实中各类组织和群体的人，“没有时间在网上发动十字军东征或圣战”。作者接着说：“很可能他们连在社交媒体上吵架的时间都没有多少。”（157 页）
两位作者观察到，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预测一个穆斯林是否会受到极端主义吸引。我认为，对某些受基督教国族主义吸引的人，也可以作同样的判断。“最容易受极端主义诱惑的，不是穷人，而是那些孤独的人。”（159 页）
尽管宗教机构对民主大有贡献，两位作者仍在结尾提醒我们：人必须为着信仰本身而实践信仰，这些益处才会随之而来。借用巴文克（Bavinck）的说法，唯有先珍视福音这颗宝贵的珍珠，福音才能像面酵一样发挥影响。
本书有三点贡献。首先，它深入浅出地重新发掘了凯波尔传统的思想资源，表明基督徒不必在所谓中立的公共领域，与基督教主导的社会秩序之间二选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延续了凯明克 2018 年出版的《恐惧时代的基督徒接待之道与穆斯林移民》（Christian Hospitality and Muslim Immigration in an Age of Fear）的思路。在那本书中，他主张，基督徒可以坚定支持以法律和公共制度保障不同信仰群体的地位，同时不必认同“所有宗教本质上都一样”。公共生活很重要，却不是我们的终极盼望。神呼召祂的子民宽容、忍耐，因为如今是祂施行普遍恩典的时代，还不是最终审判的时刻。
其次，本书提醒福音派读者，伊斯兰教内部具有多样性，不能将其等同于极端分子的暴力，也不能任由煽动恐惧的言论塑造我们对它的认识。我教授伊斯兰教时常说，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既要从基督教信仰出发劝服人，也可以援引伊斯兰教自己的文献与传统。例如，我们应当记得，沙里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不能将其简化为那些被认为已不再适用的刑罚规定。这个传统中也有接纳今生宗教多元并存的主张。
最后，这本书本身就实践了它所倡导的理念。一位基督徒和一位穆斯林从一开始就承认，在各自世界观中最重要的问题上，两人存在深刻分歧。无论是关于神、救恩、祷告还是预言的教义，他们都不愿淡化真实的差异。然而，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对话增进理解，也可以在深刻分歧中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让公民彼此尊重、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
本书很好地预见并回应了世俗自由派可能提出的异议，但我希望，它也能更多回应基督教国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对熟悉这两个信仰传统的读者来说，答案或许显而易见；但在当下的讨论中，仍有许多人受到这些少数派观点的吸引。
例如，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施行的宗教暴力？又该如何看待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征服过程中的暴力？当基督教国族主义者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援引某些经文，主张以宪法确立特定宗教的地位，或要求全国信奉同一宗教时，我们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经文？
两位作者为他们提出的愿景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果能再加一章，专门处理这些诠释上的争议，我会更加欣赏。不过，说“真希望这本书再长一点”，或许已经是很高的赞美了。如果有人想读一本通俗易懂的书，了解如何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角度，在坚守信仰原则的同时支持多元共存，《宗教能拯救民主吗？》会是一本我最先推荐的书。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at Christianity Can Teach Democracy About Political Plur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