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悲惨遇害后，布鲁斯·韦恩成为了蝙蝠侠；彼得·帕克因被放射性蜘蛛叮咬而获得“蜘蛛感应”。每一位超级英雄都有独特的背景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基督教教义和宗派也是如此。当今基督教会中对主餐的主要观点背后那段关于分歧与分裂的戏剧性往事，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1529 年 10 月，一群教会领袖聚集在马尔堡城堡（Marburg castle），就主餐举行了一场会谈（即一场大辩论）。城堡高耸于蜿蜒的拉恩河（Lahn River）之上。这次会议不是改教家们对抗罗马，而是改教家们内部的争论。这场辩论的主角是谁？他们讨论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又是怎样的担忧影响了他们的辩论立场？
在高耸的石砌城堡内，大厅中央放着一张木桌。桌子的一侧站着路德宗（信义宗）代表：马丁·路德、菲利普·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hon）和他们的同伴。另一侧站着来自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改教家：乌尔里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马丁·布瑟（Martin Bucer）、约翰·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 Oecolampadius）等人。召集这次会议的贵族菲利普·冯·黑森（Philip of Hesse）、他的秘书，以及几位当地牧师则站在房间边缘旁观。
在场的没有人愿意追随教皇对主餐的看法。天主教会将主餐视为一种献祭，用以遮盖那些向神父告解之义人的罪咎。教皇及其追随者教导说，当神父祝圣饼和酒时，这些元素的本质（尽管其外观和口感未变）便超自然地转化为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然后，神父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作为一种善行再次献给上帝。在这种被称为“变质说”的观点中，除去罪咎的并非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是神父再次献祭的工作。
因着这种教导，一些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在分发饼酒之前便排队敬拜这些饼和酒。他们以为单单看着这些饼酒就能得到祝福。还有一些人把圣饼碎片带回家中，希望能埋在农田和花园里以祈求丰收，或者喂给生病的牲畜以帮助它们康复。为了防止意外溅出这被视为带有神奇力量的圣酒，有些神父只将圣饼分给教友，而把圣杯留给自己。
马尔堡里的每个人都摒弃了罗马天主教关于主餐的观点。然而，究竟应当确立怎样的主餐教导来取而代之呢？
贵族的秘书鼓励神学家们和睦相处。在他们辩论时，他敦促他们要“为了上帝的荣耀、基督徒共同的益处以及弟兄般的情谊而奋斗”。他希望辩论结束时，神学家们能坐在领主的餐桌旁一同守主餐。但路德并不相信这场辩论会以达成共识告终。他读过慈运理的书，也知道瑞士教会关于主餐的教导。
慈运理确实相信当基督徒领受主餐时，上帝的灵是同在的；但在他看来，这项圣礼充其量不过是信徒顺服耶稣的一种方式。慈运理强调了基督“为的是记念［我］”（路 22:19；林前 11:24–25）的命令。他的教导被称为“纪念说”。
这位瑞士改教家强烈主张，饼和酒绝不能转化为耶稣的身体，那是不可能的。当圣子来到世上时，他取了人的肉身。但圣子神性中那些不可传递的属性（如全能、全知、无所不在）并没有与其人性相混合或共享。因此，慈运理推论说，当众教会聚集领受主餐时，基督的肉身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
相反，慈运理教导说，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时，他是将饼和酒视为象征。耶稣的意思是：“这代表我的身体。”就像地理老师站在地图前说“这是瑞士”一样，她知道这张图画并不是瑞士本土，而仅仅是一张图片。慈运理教导说，主餐也是同理。地图与国家并不是同一事物，同样地，耶稣的身体与饼也不是同一事物。
路德对慈运理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这种观点抽干了圣礼中上帝应许赦罪的能力。辩论开始前，他说过：“我宁可与教皇一同喝纯宝血，也不愿与慈运理一同喝普通的葡萄酒。”（《路德文集》37:317）。因此，在会谈开始时，路德拿起一块粉笔，在城堡的桌子上画了一个大圈。在圈内，他用拉丁文写下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Hoc est corpus meum（“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26:26）。随后，仿佛这些字句本身就是主餐一样，路德戏剧性地用一张细麻布将它们盖了起来。
路德并不赞同变质说，他也绝不认为饼和酒像许多天主教教友所设想的那样神奇地发生了转变。（他写的是 hoc est corpus［这是我的身体］，而不是 hocus pocus［变魔术的神咒］）。但路德确实认为，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应当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路德驳斥了慈运理关于耶稣的人性身体只能存在于一个地方的教导，指责慈运理忽略了圣经中描述耶稣复活后的身体能穿墙过门的经文。路德说：“你试图证明一个身体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我绝听不进任何……基于几何学推导出来的论证。”
他深信基督赐下他的同在，哪怕这种同在就像漫画里的科幻设定一样，是跨越维度的。根据路德的观点，上帝以某种方式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和宝血，置于饼与酒之中”赐给罪人。这种观点被称为“圣礼联合说”。
两位神学家来来回回争论了数日。最后，慈运理大声喊道：“给我找出一条能证明你观点的经文来！”路德掀开细麻布，指着讨论开始时写下的那些字“这是我的身体”。对路德而言，这句话就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辩论结束时，路德与慈运理终于一同流泪，并为自己说过的话语过于尖锐而彼此求宽恕。他们甚至一起坐在领主的餐桌旁共进晚餐。但他们并没有一同领主餐。在关于主餐的立场上，路德与慈运理依然分道扬镳。
约翰·加尔文当时没有参加马尔堡会谈，但他的老师兼导师马丁·布瑟（Martin Bucer）当时与慈运理在一起。后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发表了自己对主餐的看法，他对马尔堡辩论的熟悉程度显而易见。
加尔文同意慈运理的观点，即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并不实际存在于主餐之中。他知道如果肯定这一观点，就会错误地混淆基督的神人二性。但尽管路德性格棱角分明（且两人相隔甚远），加尔文在许多方面也追随了这位德国改教家强调的重点。与路德一样，加尔文肯定主餐是一项圣约应许，在主餐桌前能遇见神的话语和神的同在。
加尔文相信主餐是教会蒙恩的管道（means of grace）。他教导说，基督在主餐中是“属灵地同在”，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记号，而是为了成就他所应许的：“因为除非我们要将神当作说谎的，否则我们不可能说他向我们彰显的是虚空的象征”（《基督教要义》4.17.10）。
无论你在主餐教义上采纳哪一种改教家的立场，学习加尔文那种大度谦卑的态度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了解起源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爱的超级英雄一样，学习教义背后的历史故事也能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理解。它们能帮助你更好地体会自己的信念，也能理解主内邻舍的信念。
因此，如果你与邻舍或家人去另一间教会，请仔细聆听他们如何谈论主餐。主餐上的分歧在今天看来或许古板沉闷，又或许像是钻牛角尖。在任何一个主日，你教会里的绝大多数会众恐怕都不会在心里去细细分辨路德与加尔文之间的微妙区别。然而，那些在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对信徒的灵魂而言却极其重要。通过倾听，我们学会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们不同的确信；我们甚至能分清在何时，为了尊重其他信徒的良心或自己的良心，选择不领主餐是必要的。
下一次你的教会举行主餐时，请记住这个故事背景，思想饼和酒意味着什么。千百年来，一代代基督徒反复揣摩这项熟知的圣礼。虽然基督徒之间未必意见一致，但我们的讨论本身就见证了主餐对基督徒属灵健康的重要性。拿起手中的饼，向基督献上感谢。他为你舍了自己，并愿意在你吃饼喝杯时以他自己来服侍你。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halk on the Table: The Story Behind Our Different Views of Commu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