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洛（Julie Lowe）靠着做寄养社工的收入，一路读完了研究生院。她在圣经神学院（Bib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先后取得辅导专业硕士学位，并获得持证专业咨询师资格。
“我讨厌当时的体制，但需求实在太大了，”她说。毕业后，因着这巨大的需求，她主动申请成为短期托育人，在部分傍晚和周末帮忙照料孩子。在她经常接来照顾的孩子里，有一对蹒跚学步的亲姐妹。
“当时那个寄养家庭难以为继，我就开始祷告，考虑自己要不要接手寄养她们，”茱莉回忆道。后来那个家庭确实撑不住了，她便答应全职寄养这两个女孩。
一年后，这两个女孩具备了被领养的条件。此时，茱莉已与另一位名叫格雷格（Greg）的咨询师订婚。格雷格在高中的时候信主，很快便确立了基于自己神学立场的领养信念。因此，就在婚礼前一周左右，当他们接到电话告知可以正式领养那两个可爱的棕发女孩时，两人都激动不已。
“她们在我们婚礼上当花童，”茱莉说，“我们得以在婚礼上分享神如何将我们组建成一个家庭，赐给我一个新的姓氏，也赐给她们一个新的姓氏。那时她们大概三四岁。那真是一段甜美而美好的故事。”
至少开头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格雷格和茱莉又领养了三个孩子，并寄养了更多孩子。
“我们跟警察和刑警打过交道，遇过孩子半夜溜出家门，”她说，“我们去过急诊室，不得不对孩子实行强制精神护理；我们送孩子参加过全日制矫正项目；孩子们撒谎诬陷我们、捏造虐待指控的情况，我们统统经历过。这简直让人禁不住要想：‘天哪，我们又领养，又做寄养，图的到底是什么啊？’”
是啊，究竟是图什么呢？
“《罗马书》12 章呼召我们每个人成为活祭，”茱莉说，“说实话，我很感恩能经历这些苦难。每次说这话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我确实体验到了神的性情，体会到祂浓浓的恩典、怜悯、慈悲。要不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我根本无从体会神的大爱。这一切真的全关乎祂，而不是关乎我。我打心底相信这一点，要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我十分感恩。”
这正是格雷格和茱莉从不后悔领养的原因。他们绝非特例。虽然不是每位领养父母都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反叛与破坏行为，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无论是在本土还是跨国领养的孩子，无论长得像父母还是完全不像，无论是婴儿期还是叛逆青少年期来到家里，无论有没有同胞兄弟姐妹，抚养过程都可能充满挑战。
但如果你问格雷格和茱莉以及其他领养父母，领养到底值不值得？几乎所有人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绝不是为了劝退想要领养的人，而是希望那些身处困境的领养父母明白：他们并不孤单。
“直到现在，我丈夫偶尔还会说：‘够了，我们再也不干这事了，’”茱莉说，“而我总会回应他：‘别把话说得太绝。’因为只要再看到一个陷入痛苦与孤立无援境地的孩子，我们俩又会忍不住说：‘好吧，咱们再帮一个。’”
吉尔（Jill）和杰伊（Jay）结婚很早，当时吉尔只有 20 岁。婚后没几年，他们接连生下了四个孩子。杰伊是一位牧师，吉尔则热衷于在家教育。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领养。生小儿子时我 38 岁，当时以为这就够了，”吉尔说，“可我们教会里有一户家庭当时正在考虑领养。”
那户家庭最终领养了一个小男孩，而那个小男孩的哥哥也需要一个家。
“我们当时想：‘那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去领养呢？’”吉尔说，“我们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当时两个大孩子已经搬出去住，两个小的还留在家里。我们向他们解释了情况，孩子们都说：‘爸妈，你们必须这么做，杰里米（Jeremy，化名）需要一个家。’”
尽管这个新加入的 10 岁男孩长相和他们一家挺像，但他却没能无缝融入这个家庭。杰伊和吉尔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过去五年里，杰里米已经辗转在 10 个不同的家庭寄养过。
“虽然参加了各种寄养和领养培训，课程里也在不断告诫你过程会有多艰难，但除非亲身经历，否则你根本无法想象，”她坦言，“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事先了解这一切究竟是好是坏。”
杰里米的脾气极其暴躁。他会从学校逃课，甚至会从行驶的车里纵身跃出、沿街狂奔。他发起威来具有攻击性，还会动手伤人。有一次，他甚至剪断了电话线，好让他们无法打电话求助。
让他做家务，他会大发脾气。
“有个周六，我叫他收拾房间，他死活不肯，”吉尔说，“我警告他，如果不把东西归位，我就要把没收好的东西拿走。”
杰里米依然无动于衷，吉尔便动手收拾他的东西。这下彻底激怒了杰里米，他居然拨打报警电话，声称自己遭到了虐待。警员赶到现场评估情况后，严厉警告杰里米绝不可以再做这种事。
“很多时候我们心力交瘁，忍不住想：‘我到底在干什么？神啊，这太难了，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吉尔回忆道，“但我们清楚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唯有祷告，求神让杰里米能通过我们看到基督。”
生活中也偶尔有喘息的机会。夏天时，杰里米会去参加基督教夏令营；上学期间，他白天在学校上课，吉尔则在家里教育其他孩子（“我曾尝试过在家教育他一年，但效果很糟糕，”她说）。吉尔和杰伊特意安排出一对一的时间陪伴每个孩子，关心他们的近况，建立亲密关系，给紧张的家庭氛围带来短暂的舒缓。全家人在一起、彼此相处以及与朋友相聚时，依然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
高中毕业后，杰里米既没读大学，也没去工作。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在找工作，但杰伊和吉尔心里很清楚，他根本没去找。最后，他们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得搬出去。但他甚至连试都没试。六个月期限一到，吉尔一边流泪，一边帮他把行李装上车送他离开。
吉尔知道他无处可去，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露宿街头。之后的十年间，他在朋友家的沙发和政府廉租房之间辗转流浪，直到遇到一个姑娘，两人结了婚，搬进了一间公寓。
“我觉得神把杰里米带进我们的生命，不仅是为了杰里米，也是要在我们生命中作工，”吉尔说，“有时你心里不免会生出怨恨。我爱他是因为我应当爱他，但因着他带给我们的磨难，我并不总是能感受到这份爱。有一天，我丈夫对我说：‘你心里开始有怨恨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是罪，你需要去面对和处理。’”
丈夫说得没错。吉尔向主承认了自己的罪，回想起当自己还污秽丑陋时，主就收养了她，于是她求主赐下力量去爱杰里米。
“当你真正认识主之后，你就知道没有任何事是偶然的。你学会交托，让主做自己生命的主，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她这样说。
教会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有丰富的寄养经验，她给了我很多帮助，”吉尔回忆说，“杰里米发作闹事时，弟兄姊妹们从不大惊小怪，也绝不会冷嘲热讽说：‘你就不能让孩子在教会里规矩点吗？’好几次杰里米冲出教会大门沿着马路狂奔，弟兄姊妹们就跟着追出去。他们花时间陪他，关爱他，也关爱我们一家。”
“吉尔，有我们在，”他们常对她说，“你正在做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们是你的后盾。”
最近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杰里米落泪了。他告诉杰伊和吉尔，自己很爱他们，也感恩能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不知道神为何如此恩待我们，但我心里充满了万分的感恩，”吉尔说，“杰里米在情感上得到了很大的医治，而我们也是。”
帕梅拉从兽医学校毕业后，她（Pamela）和丹（Dan）结婚了。几年后，他们开始计划要孩子。然而他们经历了一次流产、又一次流产，终于生下儿子安迪（Andy）后，又是接连三次流产。
“我们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帕梅拉说，“我们并不想只养一个独生子，但当时也没有主动寻求领养。”
一个主日，附近一家领养机构的心理专家来到他们的教会讲道。主日崇拜结束后，丹和帕梅拉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对方便留下了领养机构的电话。九个月后，他们抱到了出生刚满一周的儿子艾萨克（Isaac）。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很激动，因为他们一路陪伴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历程，”帕梅拉说，“由于艾萨克是非裔，我们带他出门时，总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在做寄养。”
大约两年后，领养机构打来电话：艾萨克的生母又怀孕了，想问问丹和帕梅拉是否愿意领养艾萨克的弟弟凯莱布（Caleb）。他们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们当时曾跟机构交代过，因为我们俩都有全职工作，实在没办法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帕梅拉说，“但神却说：‘不，你们能行的。’”
读二年级时，艾萨克被确诊患有高功能自闭症。帕梅拉带他去做干预治疗、按时开药，还给全县每一所私立学校写信，希望能找到情况类似的孩子，好为他建立一个社交小组。再后来，凯莱布也被确诊患有Ⅰ型双相情感障碍。
“艾萨克和凯莱布常常出言威胁，主要是针对我，有时也针对帕梅拉，”丹说，“有一天，安迪对艾萨克说：‘你要是敢动妈妈一下，我就收拾你。’艾萨克却对他说：‘好啊，那我就趁你睡着时把你杀了。’”
几天后，安迪告诉父母自己根本睡不着。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全身紧绷。
“我们在安迪的房门上装了一把锁，因为他必须感到安全才能睡着，”丹说。他在自己卧室门上同样装了锁，虽然他知道这未必能挡住凯莱布，但至少破门的声音能把他们惊醒。他们把家里所有比黄油刀更锋利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
言语上的恶毒攻击愈演愈烈：“我恨你们。”“我恨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你们。”“我恨你们信奉的神。”
有一次，凯莱布威胁要杀掉他们，丹和帕梅拉报警了。警察赶到后，却只是训诫凯莱布要感恩，感谢有这样的家庭和父母。
但他丝毫没有感恩之心。他在学校过得一塌糊涂——在乐队排练室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趁老师转过身的工夫翻窗逃课；动辄失踪好几天，随后从另一个城市打来电话叫父母接他回家。随着年龄增长，他甚至屡次寻死：把枪口塞进嘴里、站在高桥边缘要跳桥、试图用电线勒颈自杀。
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给了他们莫大的爱与支持，但有时却难以理解他们。
“大家并不理解。说实话，在这些经历之前，我们也搞不懂什么是精神疾病，”帕梅拉说，“但牧师的妻子对我们非常好。”
她的恩赐之一就是带来欢笑。“在她、我和丹之间，大家总能找寻到幽默的地方，”帕梅拉说，“神使用了这一点。”
如今，艾萨克和女友同居在一起，大约每个月会跟丹和帕梅拉联系一次。他平时经常和安迪发短信。安迪现在是一位基督徒丈夫兼父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司法部工作。凯莱布则与三个不同的女性育有三个孩子。这两个领养的儿子都没有信主。
“这么多年来，我们流了太多的眼泪，”丹说。
“有时你难免会想：如果早知道会经历这一切，自己当年还会心甘情愿跟随吗？”帕梅拉说，“但你知道，神并没有呼召我们预知一切。祂只是呼召我们在祂所安置我们的地方忠心服事。”
丹和帕梅拉积极参与照顾凯莱布的孩子们，经常帮孩子们的母亲分担照顾的重担、好让她们能喘口气。他们为孩子们祷告，读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带他们去教会。
“我们在苦难中学习成长，”帕梅拉说，“《罗马书》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 8:18）。你在顺服神吗？你在实践纯正的信仰吗？这一切真的很痛。但要为你正在顺服并跟随神而欢喜。即便你眼下尚未看到结果，也要坚信圣经里的句句应许都是真的。”
丹总是不断回到《腓立比书》4:4–8 这段经文中。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说，‘你喜乐，不是因为今天的生活顺心，而是因为今天神依然美好。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祂掌管你生命中的每一步，那么领养就绝不是一场错误。那是神在你生命中计划的一部分。祂最终必会引领我们平安归家。’”
“我不想改变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情。这一切都出自神的手，”帕梅拉说，“我只希望自己当时对祂所赐的一切能回应得更好一些……我们家需要这两个孩子，因为神正借着他们，让我们变得更像祂的儿子。”
约翰和简结婚时，简还在读护理学学位。婚后不久，他们便开始准备要孩子。（本节中所有姓名均为化名。）一年半过去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开处方药调理激素水平以助孕，要么向领养机构提交申请。
“这两个选项我们都想试，所以只是先后顺序的问题，”约翰说，“我们决定先尝试领养，而不是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拼生亲生孩子。亲生孩子以后还可以再要。”
当时简只有 24 岁，年龄太小，还不够资格申请跨国领养。“在当时，跨国领养大概是最受欢迎的方式，”她说，“但寄养系统对我们倒是大门敞开，十分欢迎。”
约翰和简申请了直接配对领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跳过“先寄养后领养”的过渡程序，直接匹配法律上已具备领养资格的孩子。六个月后，他们成功匹配到了三个亲兄弟姐妹——年龄分别为 7 岁、4 岁和 1 岁。这三个孩子同母异父（两位生父），他们的亲生父母都深陷酗酒和冰毒毒瘾。其中一位生父最近在摩托车祸中丧生，而母亲和另一位生父则因偷车飙车被捕入狱。
在儿童保护服务局介入调查了这个家庭九次之后，“说白了，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生父生母了，”简说。但他们现在有了约翰和简，而且约翰和简与这三个孩子长得很像，外人根本猜不出他们是被领养的。
头几个星期，孩子们表现得完美无瑕。
“我不得不去适应给三个小家伙喂饭、穿衣、洗澡的生活，不过他们非常乖，”简说，“很快就叫我们爸爸妈妈。复活节主日那天，我们带他们去教会，大家看到他们那么安静、乖巧、听话，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这些孩子此前其实一直在大量服用药物。当约翰和简配合精神科医生逐渐减少药量、试图厘清他们真正的需求时，孩子们的行为开始急剧恶化。
“寄养系统的档案材料里，把我们那个 4 岁的女儿形容得‘像只山羊’，”约翰说。这一形容一点不假。她见什么爬什么，还翻垃圾桶找吃的。
他们 7 岁的大儿子安德鲁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晚上常常无法入睡。他和不久前丧生的那位生父感情很深。约翰和简曾经考虑要不要送他去全日制护理机构，但当他们咨询所在的基督教领养机构时，对方却明确告知：如果他们选择这条路，机构不仅会把另外两个女孩一并带走，以后也绝不会再为约翰和简安排任何领养。
他们所在的教会也几乎没能提供什么帮助。当约翰和简在与孩子建立情感纽带的艰难挣扎中苦苦坚持时，朋友和教会领袖却当面质疑他们是否足够爱这些孩子。牧师们的疑虑甚至重到阻止了已被选为执事的约翰正式就任。
“直到很久以后，另一位领养母亲才告诉我，爱并不是心里有没有温馨甜蜜的感觉，而是每天早上爬起来，都能咬牙坚持把该做的事做下去，”简说，“但这句话，我们等了太久才听到。”
领养手续正式生效三个月后，简偷偷在 Google 上搜索了一行字：“我不喜欢我领养的孩子。”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向谁倾诉了，”她说。
简在网络搜索中关注到了“依恋创伤”这个词，这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她和约翰开始一层层揭开孩子们诸多挣扎背后的根源：理清药物问题之后，是依恋与创伤；接着是学习障碍；而最核心的问题，则是母亲在孕期服用了毒品与酒精。
胎儿期接触成瘾物质，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睡眠、智力及社交能力等发育领域造成各种不良影响。他们的三个孩子在母体中都曾受过毒品和酒精的影响。这三个孩子有时暴力发作，逼得她和约翰不得不报警；他们也都曾被送进精神科全日制医疗机构，集中治疗过数月之久。
“患有胎儿酒精谱系障碍的孩子常常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但他们并不是坏孩子，”简说，“他们只是遭受了无法逆转的器质性脑损伤。”
就在简开始深入了解这些医学知识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不建议在家里已有三个难缠孩子的情况下再去生新生儿，”她说，“那过程艰难无比。但那也是一次极其美妙、美好的体验，它激活了三个大孩子身上那微弱的‘依恋肌肉’。”
几年后，随着简和约翰又迎来了另一个宝宝，三个大孩子身上的这股“依恋力量”变得更加强健了。
主给他们的供应还不止于此。约翰在科技行业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医疗保险，使他们得以买下一栋卧室充足的房子以保障全家人的安全，并搬到了亲近的家人附近居住。
在新教会里，约翰和简受邀在一个周日下午分享他们的经历。当时竟有八十位弟兄姐妹来到现场倾听。
“那时我们一边要频繁报警、应对肢体冲突，一边还要竭力保护小婴儿的安全，”简回忆道，“但只要我们给那个群发一条短信，不一会儿我们家的院子里就会站满前来越帮忙的人。”
胎儿酒精谱系障碍使得青春期变得格外艰难。随着约翰和简的孩子们陆续步入青春期，先前在行为上取得的所有改善迅速恶化。安德鲁甚至没能念完高中。直到今天，他依然四处漂泊，在毒瘾中苦苦挣扎。
“在孩子们快满 18 岁时，他们的生母重新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简回忆道，“她依然深陷毒瘾无法自拔。如今她又进了监狱——因为涉嫌参与跨国毒品走私而被联邦起诉。她把两个孩子也拖进了她那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确信，我们的长女布里安娜目前正惨遭人口贩卖，被迫从事性交易。”
领她走上这条绝路的，同样是她的生母。
简和约翰平时常与安德鲁发短信联系，但与布里安娜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
克莱尔曾一直是家里的开心果，她乖巧贴心，讨人喜爱。然而到了青春期，胎儿期受到毒品与酒精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全面爆发，让她变得暴力而叛逆。从 12 岁到 15 岁，她对父母的肢体暴力愈演愈烈。约翰和简想尽了一切办法，包括四次送她进精神科住院、三次送往全日制医疗机构，以及多次报警求助。
后来随着克莱尔逐渐长大，调整了药物，并切除了腺样体以改善睡眠呼吸暂停症，她的情绪与行为终于稳定了下来。
“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个奇迹，”简说，“感觉就像我们的女儿又回来了。以前她功课不及格，从不交作业。现在她成绩全优，忙着参观大学。她是家里第一个拿到驾照的孩子。今年夏天，她在一所基督教夏令营打工。她已经一年多没有任何攻击性行为，与家人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不过，我们仍将继续面对胎儿期成瘾物质伤害带来的终身挑战。”
虽然约翰和简从未觉得领养是个错误，但多年来，他们与神“角力”过很多次。“我们撞上了自己无力修复的破碎，这让我以全新的眼光看见：这个世界需要被恢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收养让我更理解天堂，也更渴望天堂。”
但即便在当下，她也能看见神的看顾。
“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大声祷告：‘主啊，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走投无路了，求你指明方向，让我们不至于错过，’”她说，“而神总会借着某种途径、某个人、某种新资源或医疗机构，及时指引我们。”
她还在自己的工作中看到了救赎。几年前，她重返校园，取得了执业护士学位。
“我们的亲身经历，极大地塑造了我的专业学习与关注焦点，”她说，“我得以有机会开展大量的倡导工作，分享我们的故事，并为许多陷于绝境的家庭带去盼望。”
去年，简开办了自己的儿童精神科诊所，并将大部分预约名额留给了享受医疗补助的低收入家庭。她还与社区里的寄养和领养机构展开合作。
“我想让大家比我们当年更早地获取所需要的资讯，不必经历我们曾经经历的绝望与孤立无援，”她说，“我希望为领养父母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向我倾诉所有疯狂的遭遇，而我能实实在在地肯定和接纳他们，对他们说：‘我相信你。’”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 Wouldn’t Change Anything’: The Pain and Blessing of Hard Adop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