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关于宗教改革的主流叙事是：宗教改革催生了许多使西方文明强大的关键因素，例如政治自由、现代科学等。然而，近些年这种叙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部分批评者指出，西方自身的宏大叙事如今已变得难以令人信服。所谓的“美国道路”似乎不再是全世界共同的未来方向，因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分别提供了不同的现代性愿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圣母大学历史学者布拉德·S. 格雷戈里（Brad S. Gregory）在其重要著作《意外的宗教改革》（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2015）中提出了一个详细而有力的“反叙事”。他试图把当下西方现代世界的诸多困境——特别是无序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传统权威的崩解——追溯到十六世纪宗教改教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可参见福音联盟的书评）
2017 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这一年，格雷戈里将其前期著作改编为普及本，新书主要聚焦（但不限于）马丁·路德的生平与贡献。这本《阵营里的反叛者：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续至今的冲突》（Rebel in the Ranks: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World）完全符合人们对格雷戈里的期待：文笔精炼、思想深刻，时而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但在我看来，其核心论点存在重大缺陷。
全书共分四章。前三章内容尤为精彩，涵盖从路德提出赎罪券辩论，到十七世纪末之间的重要时期。其间，格雷戈里以简明清晰的方式，梳理了塑造整个西欧宗教改革的关键事件、主要人物和核心思想。能做到这点，非常了不起。我很难想到有另一本书能横跨如此广阔的历史，又写得如此精炼明晰。仅凭这一点，《阵营里的反叛者》就值得一读，它会帮助你全面理解宗教改革脉络、并能把不同地区和人物置于整体框架中。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最后一章。在那里，格雷戈里提出了他的核心论点：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宗教运动，却悖论式地带来了社会的世俗化。
格雷戈里论点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整个理论所依赖的意外后果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弹性，几乎可以无限延展。
举个例子：考虑一下犹太人是如何被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这种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大屠杀是蒸汽机车发明所带来的意外后果。那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否就要为犹太人大屠杀负责呢？如果只是从技术层面来说，似乎可以这么说——没有大规模运输工具，就没有大规模屠杀的可能。但在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层面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斯蒂芬森的发明确实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但绝不是足以导致悲剧的充分条件。
那么，当我们把“意外后果”应用到宗教改革与现代社会中那种高度主观、强调自我表达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时，这个概念究竟还能发挥多少作用呢？几乎就在我码字的同时，这种个人主义正迅速地瓦解传统的西方道德秩序。
如果格雷戈里的目的只是要梳理历史叙事的关联，那么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或许算是合理。但他的大部分叙述并不止于此，他倾向于利用意外后果，把改教家们（虽然他们是无意的）塑造成故事里的“反派”。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本身的弹性根本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道德指控。
这也暴露出历史叙事中一个永恒的难题：从哪里开始讲述。所有历史叙事都必须从某个时间点开始，而这样的选择势必削弱该时间点之前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但历史学者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偏差，不能让它过度影响自己的结论。
这一点在处理宗教改革历史时尤其关键。像格雷戈里这样的学者若想把后来的问题归咎于宗教改革，往往会把十六世纪初教会的问题描述成纯粹的道德或行政层面的，而不是神学问题。然后，他们会把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视为解决方案，把新教视为不必要、甚至神学上偏离正道的产物。但如果我们把历史起点往 1517 年之前推，这样的叙述根本站不住脚。
《阵营里的反叛者：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续至今的冲突》
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著
著名历史学家布拉德·格雷戈里在其著作《阵营里的反叛者：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延续至今的冲突》（Rebel in the Ranks: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s That Continue to Shape Our World）中核心探讨的是：路德如何在不经意间分裂了天主教会，并重塑了西方文明。格雷戈里在书中重新刻画了路德的形象，将他描绘为一个深思熟虑的革命者形象，同时格雷戈里也分析了塑造他思想的文化、政治和知识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如何促成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催生了对圣经的不同解读、教会的竞争、政治冲突以及欧洲范围内的社会动荡。格雷戈里指出，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这些冲突逐渐促成了更深远的历史变革——从启蒙运动和个人自决，到道德相对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讽刺的是，这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延伸了路德的遗产，使每个人都享有选择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
凭借世界级历史学者的学术功底和传记作家的敏锐观察力，格雷戈里为读者深入描写了马丁·路德这一“阵营中不情愿的反叛者”，同时对宗教改革进行了细致分析，解释了五百年前的事件为何至今依旧回响，并继续影响着我们。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304 页。
首先，众所周知，路德的神学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所受的中世纪奥卡姆主义（Occamism）训练存在连续性。没有奥卡姆主义，就没有路德。因此，如果世俗化是路德带来的意外后果，那么同样，路德本人也可以被看作是晚期中世纪神学的意外后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暂且接受意外后果这一分析框架，那么世俗化的真正责任应归谁？是来自维滕贝格（Wittenberg）的路德，还是那些教导他的中世纪教会忠心子弟？
其次，像格雷戈里这样的叙事，将改教家视为教会衰落的“罪魁”，通常建立在对中世纪抱有某种浪漫化看法的基础上，同时也基于对历史变迁的狭隘、理想化理解。
事实上，中世纪教会能够维持统一，并不是因为教义权威（magisterium）本身，而是依靠相互交织的教会、政治和社会现实。它实际上是由若干地区教会组成的混杂集合，这些教会与罗马保持联系。教会得以繁荣，依赖于它与社会与政治精英的联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教会几乎没有深度地传播基督信仰，而民众本身也不够在意，因此这一体系得以长期维持。
随着该体系开始瓦解，问题接踵而来。和路德本人所做的事相比，这些瓦解更多是欧洲因商业贸易崛起而引发的权力斗争的结果。此外，15 世纪末欧洲人发现了一块介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广袤肥沃大陆，这一发现激发了殖民野心，使海上力量及掌控海权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总而言之，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 16 世纪初的世界注定要经历一场重大政治变革，而国家与教会的紧密联系又必然带来剧烈的教会层面冲击。
第三，举一个具体例子，格雷戈里正确地认为，1519 年的莱比锡辩论（Leipzig Disputation）是路德思想发展的关键。约翰·埃克（John Eck）在辩论中的出色表现迫使路德让步，迫使路德不得不承认（或许是首次意识到）双方争执的本质是权威问题。当路德认为教皇和教会会议存在错误时，他只有退守“唯独圣经”这个立场。但格雷戈里未能指出的是，路德其实是在回应历史现实蕴含的神学意义。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曾同时存在多个教皇，这一问题直到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才得到解决，而这个公会议是一个帝国性质的组织，而非纯粹的教会实体。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路德转向“唯独圣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一举动并没有引发权威危机，它只是对已有权威危机的回应。康斯坦茨会议的现实无疑击碎了（用后世术语来说）任何教宗至上论（Ultramontane）的教宗观。我们可以认为“唯独圣经”不足以重建信仰根基，却难以将教会权威的崩塌归咎于此。早在 15 世纪初，教会在神学理论层面已自毁权威，尽管在实践中仍能通过政治与世俗手段维持统治。
重复一点：路德并非权威危机的起因，而是对权威危机的回应。而特伦托大公会议也很难仅仅被视为纠正教会腐败的解决方案：在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威观念在神学上已经存在深刻问题。要认为特伦托是完美解决方案，就必须忽视教皇和特伦托当时所依赖的矛盾，或者将教会权威历史化，把它看作某种模糊历史过程的产物。而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又可能带来怎样的意外后果，不禁令人深思。
然而，在世俗化这一叙事中，还有一个格雷戈里忽略的重要面向：思想确实会带来后果，但它们之所以能产生影响，是因为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条件让这些思想变得可行、可实施、也有吸引力。有时，物质条件甚至比思想本身更能推动意识形态的变革。
举例来说，人们常说路德“唯独圣经”的原则开启了诡谲多变的混乱，常被视为新教的直接后果，并导致了现代教会软弱无力的核心问题，即“普遍存在的诠释多元主义”。但真的是这样吗？南美洲 20 世纪 60 年代的识字率研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份近期报告，都显示出一个重要事实：识字率提升与政治自觉意识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换句话说，当社会文化水平提高时，它对原有权威结构（特别是建立在低识字率基础上的权威结构）的挑战就会显著增加。
这正是 16 世纪的欧洲现实。路德的神学诚然带有他个人性格与处境的印记，但印刷术以及贸易与商业的兴起，使得中世纪原有的权威结构必然会受到强烈冲击，无论有没有路德、慈运理（Zwingli）以及他们的盟友。只要你教人识字，他们就会质疑权威，并就文本的意义展开辩论。
再回到之前的观点：中世纪教会的稳定，本来就依赖于一些物质条件，而这些条件在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间因经济变化、地理大发现和印刷术的发展而经历巨变。无论有没有路德，中世纪的教皇制度都不可能继续维持原状。某种形式的改变——甚至是剧烈的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
格雷戈里在书的结尾哀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这种哀叹也暴露了他方法上的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只哀叹现代性中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而不同时反思这些现象与我们愿意肯定的现代性之间的关联。
民主制度始终伴随着出现特朗普式人物的风险。但我宁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也不愿选择可能催生金正恩或习近平的政治体制。我宁愿具备读写能力并承受多元解读的泛滥，也不愿沦为文盲，被动接受一切。我宁愿生活在可以廉价交通、享受暖气、有抗生素的世界，哪怕这样的世界也带来了理想幻灭的危机、核战争的可能，以及科技推动的种族灭绝危险。但谈到现代性，你不可能只要它的好处而不承担它会带来的风险。
尽管有上述种种批评，我仍要重申开篇的观点：这依然是一本文笔精妙、发人深省的著作，观点尖锐，也具有启发性。我会在课堂上使用它，作为帮助学生思考宗教改革与西方现代性之间联系的教材。借用路德评论伊拉斯谟（Erasmus）的一句话：作者值得嘉许之处在于他没有用琐碎内容浪费我们的时间，而是直指关乎全局的核心。该书的叙事有重大缺陷，但或许正因如此，就更值得一读。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id Luther Really Cause Secula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