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读的大多是非虚构作品。这种习惯，多少也是被现实推着走的。作为地方教会的一名长老，我需要教主日学，常常要查阅各种圣经注释和学术著作，好把经文讲清楚。作为福音联盟的编辑，我也会尽量阅读我们评介的书，甚至包括一些最终没有写书评的作品。除此之外，非虚构写作也满足了我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好奇心。无论是工程、政治，还是历史，只要是深入探讨的内容，我都很感兴趣。
不过，说到理解一些复杂的哲学思想，小说有时反而更有帮助。我至今仍会推荐比尔·沃特森（Bill Watterson）的《卡尔文与霍布斯》（Calvin and Hobbes）漫画，作为理解后现代主义的一把钥匙。有时候，一个小男孩和他那只毛绒老虎，比成年人板着脸讲理论，更能把那些观念的荒谬之处暴露出来。C. S. 路易斯（C. S. Lewis）在〈蓝镜与球面平民〉（“Bluspels and Flalansferes”）一文中正是这个意思。他写道：“对我来说，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工具；而想象力才是理解意义的器官。”小说正是通过塑造我们的想象力，用生动的隐喻，把抽象的思想变得具体。
2025 年，《刷屏至死：在数字时代重拾真实人生》（Scrolling Ourselves to Death: Reclaiming Life in a Digital Age）一书的多位作者，曾推荐过不少非虚构作品，帮助基督徒反思自己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这些书对当代社会的问题给出了清晰而有力的诊断。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七部小说，也许能在更深的层次影响我们的想象力，推动我们思考：什么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科技究竟应该服务什么目的？其中大多数是反乌托邦小说，意在发出警告。这一点，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如果是在几年前，我大概还会说，路易斯的《宇宙三部曲》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但近些年，这套作品重新引起了不少关注，赞誉也明显多了起来。它或许永远无法达到《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那样的普及度，但在神学与社会批评层面，《宇宙三部曲》同样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引导读者直面基督教世界观所宣告的客观真理。历史学家莫莉·沃森（Molly Worthen）就在 2023 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这套科幻小说在她的信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亚马逊介绍这套书说：
路易斯的《宇宙三部曲》创作于二战前夕及战火最黑暗的岁月中。
它与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一样，都是跨越时代的经典之作。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深爱这部作品，既因为它精彩绝伦的故事本身，也因为它所关切的道德问题意义深远。
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黑暗之劫》是他的随笔〈圈内人〉（“The Inner Ring”）和教育系列讲座《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的小说版。路易斯把“无胸之人”这一概念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读者看到：当赤裸裸的唯物主义科学排挤掉神学与道德关怀后，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如今，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与某种邪灵力量相关的理论，而路易斯在书中描绘的场景颇为耐人寻味：超自然力量往往就藏在科学自然主义的幕布背后。我们都应该多读一些路易斯的作品，《黑暗之劫》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洞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这部小说出版于 2021 年。凭他的声望，这本书登上畅销榜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它真正值得被广泛阅读的原因，并不只是作者的名气，而是它本身讲了一个好故事，而且讲得极好。书中展望的未来世界里，基因改造儿童已是常态，机器人则充当孩子们的“具身化”人工智能伙伴。这样的未来，似乎每过一个月就离我们更近一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计划于 2026 年上映，定位是反乌托邦科幻片，对此我毫不意外。
这本书内容很难概述，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剧透太多。故事从克拉拉的视角展开，她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伙伴。随着情节推进，我们见证了克拉拉日渐觉醒的意识和逐渐丰富的性格，也看着她与主人乔西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乔西的母亲有一个令人心碎的计划，如同乌云般笼罩着整个故事。虽然开头节奏较慢，但《克拉拉与太阳》让人欲罢不能，因为它迫使读者直面一些艰难的问题。
《本尼迪克特先生的神秘社团》出版于 2008 年，那时我们还没有体验到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全部焦虑。尽管如此，斯图尔特已经敏锐地指出了威胁每个人心理健康的东西：书中称之为“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这是一部儿童小说，讲述了四个天才少年如何联手阻止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
与我们这个被媒体淹没的时代格外契合的是，书中的世界征服计划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制造焦虑，迫使人们把权力拱手让给一个貌似仁慈的官僚独裁者。
斯图尔特的整个系列都很值得一读。故事诙谐有趣，内容健康向上，善恶分明。而且，与许多童书不同的是，书中有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他们不只是一些笨拙配角，只是为了衬托小主人公们的能干。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传达的信息很清楚，却不流于说教：电子媒体在塑造人心方面有着强大的力量，而我们往往浑然不觉。如果你想和孩子讨论媒体的潜移默化之效，这本小说是很好的切入点。
对许多高中生来说，阅读奥威尔的这部经典反乌托邦作品，是一种“成人礼”式的必经体验。自 1949 年出版以来，书中那个屏幕无处不在的监控社会只变得越来越真实。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愿参与了对自己的电子监控。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时，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变得更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而不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但有时我觉得，我们不过是把两个世界最糟糕的部分挑出来，拼凑到一起。
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一九八四》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监控与宣传机制上，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有言论自由权利的美国就能高枕无忧。然而，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中，言论管控和历史修正主义的企图屡见不鲜，其程度有时甚至令人联想到奥威尔笔下的强制压迫。如果把他的小说与凯·施特里特马特（Kai Strittmatter）在《我们已被和谐》（We Have Been Harmonized）中对当代中国监控体系的描述对照来读，应该会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究竟是在多么心甘情愿地迈向一个全面数字化的社会。
使用迷幻药物、研发人造子宫、人类胚胎基因工程——赫胥黎笔下的反乌托邦世界，似乎每个月都在变得更加真实。
我们采用新技术时，往往只想到它们的好处。汽车让我们能更常与家人团聚，手机能在紧急情况下救命，人造子宫可以挽救早产儿。但这些技术往往也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赫胥黎所展示的：当性与生育分离，当孕育与养育脱钩，就会催生出一个人命不再珍贵的社会。
当把孩子的基因来源与孕育过程中的亲密联结分开变得越来越容易时，《美丽新世界》应该促使我们思考：当我们的后代是“制造”出来而非“生养”出来时，我们将失去什么。赫胥黎的小说能引导读者回到圣经，去思考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以及这应当如何塑造我们在生育问题上的选择。
自 1818 年出版以来，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和他创造的怪物的故事已被改编过数百次。对许多人来说，一提到这部小说，脑海中就会浮现 1931 年电影版中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饰演的怪物形象。更偏文学研究的读者，则可能会想到这部作品对哥特小说传统的影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因性别而不得不匿名出版的事实，或她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之间的关系。
然而，《弗兰肯斯坦》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就藏在它的副标题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把火带给他们，由此开启了技术进步的大门。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为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当技术被推向极限时，那些不受欢迎、却往往无法预料的后果，又将如何反噬我们自身？
不要因为克莱顿的小说催生了一个电影系列，就低估了《侏罗纪公园》的文化意义。小说中的评论比电影发人深省得多。与续集《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不同，这部 1990 年的惊悚小说远不止是一本让人欲罢不能的消遣读物，它更是对人类在技术和生命面前狂妄自大的有力揭示。
有人问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为什么他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据说马洛里的回答是：“因为它就在那里。”1999 年，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体，证据显示他从未登顶。我们这个时代对待技术的方式往往与此如出一辙：我们采用新技术，把它们应用到新的领域，仅仅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存在。
在努布拉岛（Isla Nublar）上的侏罗纪公园里，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试图通过基因工程制造并圈养恐龙，由此引发的混乱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技术创新态度的生动写照。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约翰·哈蒙德们很少被自己的造物吞噬。那些怪物更常吞噬的，是那些只想来看热闹的无辜之人。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7 Novels to Help You Think About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