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把西方称为一个“正在衰败的社会”。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公开宣称在他之上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并积极地实践自治”，结果就是“彻底脱离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道德传统，而这些传统中蕴含着丰厚的怜悯与牺牲的资源”。
然而，这种“解放”并不简单。正如汤姆·霍兰（Tom Holland）极具说服力的论述：“生活在西方国家，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依然深深浸透着基督教观念和假设的社会中”，例如人权和法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基督教已经成了西方社会呼吸的空气。
但是，就像一些教堂被改造成酒吧、餐馆或旅馆一样，这些基督教的观念和假设虽然还保留着外在的形式，却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功能。可以说它们经历了“反向洗礼”，在被用世俗术语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丧失了基督教的概念特质。
在《无神的宪法与上帝护理的共和国》（The Godless Constitution and the Providential Republic）一书中，圣地亚哥大学沃伦杰出法学教授史蒂文·D. 史密斯（Steven D. Smith）认为，放弃“我们社会（上帝护理）的根基是轻率且不负责任的做法”（202 页）。为什么呢？因为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显然是建立在神以及史密斯所谓“上帝护理视角”之上的（53 页）。
《无神的宪法与上帝护理的共和国》
史蒂文·D. 史密斯（Steven D. Smith）著
在这本研究扎实、切合当下议题的著作中，法学学者史蒂文·D. 史密斯提出，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根基实为一种上帝护理观念，即相信神不仅主导个人命运，更积极引领国家命运。
史密斯通过《独立宣言》等关键公共文献证明，这种护理论视角曾广泛而正式地体现在国家话语中，且毫不隐晦。他论证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宪法既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这种护理论的理解。宪法既未规定也未禁止这种护理论认知，它如同一位不可知论家长，允许子女自由选择宗教或非宗教道路。
厄德曼斯出版社（Eerdmans），250 页。
史密斯所说的“上帝护理论”（providentialism），是指一种认为至高道德智慧主宰并引导历史进程（包括国家命运）的信念。美国的上帝护理论特指这样一种观念：美国是“神设定的实体，在世界历史中承担天命所赋予的角色”（57 页）。史密斯指出，这种观念曾是美国早期发展的核心精神。
然而当下的美国，整体上已转向相信国家命运由机遇与选择主导，而不来自神圣护理。作为一个国家，尤其在官方与公共领域，美国已经把神“洗刷”掉，试图抹除或淡化神在历史与治理中的痕迹。至少在公共层面，尼采笔下疯人的预言已然应验：我们“杀死”了神，自以为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取代他的角色。
当然，美国从未正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建国者没有设立国教，虽然政教分立原则并不妨碍宪法声明国家顺服神，但美国也并没有这样做。
这个话题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但从至少两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最初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首先，建国一代人的社会想象是基督教的，他们的基本思想框架就是广义上的基督教。其次，美国的政府制度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不是唯一）取材于基督教的资源。甚至那些信奉自然神论的开国元勋们，也是在一个基本上由基督教支撑的公共道德框架内行事，而正是这个框架维系了美国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凝聚力。
史密斯认为，如果失去对至高存在的信仰，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等美国理想便无法以历史可辨识的形式存续。他敏锐地指出，抽掉国家信仰基石，会带来严重的危险。失去共同的道德源头，正是导致美国国内分裂加剧的重要原因。
这些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结构的自然主义假设，其实是相对较新的发展。根据史密斯的说法，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高法院和法律界才对宪法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把它解释为政府必须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并且仅限于在世俗领域行事”（xii页）。这种变化源于最高法院将第一修正案“设立条款”的解释，从“原始意图”的理解转向“潜在原则”的理解。因此，它不仅禁止国定教会的存在，甚至也禁止政府非正式地采纳任何宗教的偏好、实践或框架。
史密斯的核心回应是：“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必须采取宗教取向，但它也没有反对或禁止这种取向；同样，它也没有规定任何其他世界观或规范体系”（5 页）。认为开国者希望美国成为一个无神论国家的说法，与一个半世纪的反例完全矛盾。例如，在第一修正案起草的同一时期，国会“任命牧师在国会会议开始时进行祈祷”（35 页）。甚至到 1952 年，最高法院还宣称：“我们是一个宗教民族，我们的制度预设了一位至高的存在。”
史密斯承认，基督教常常为这种上帝护理论提供形式和内容，但他认为美国的护理论过去并且现在都不依赖于基督教。他借鉴哲学家吉娜维芙·劳埃德（Genevieve Lloyd）的观点，主张“上帝护理论并不等同于基督教，甚至也不等同于宗教”（53 页）。相反，“西方的护理论传统……从柏拉图（Plato）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再到笛卡尔（Descartes）和斯宾诺莎（Spinoza）”（53 页）。
我能理解为什么作为摩门教徒的史密斯，倾向于让美国采纳一种更为多元化的护理论，并且愿意承认其他护理论来源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但美国的起点不是蒂迈欧篇（Timaeus，柏拉图的一部哲学对话，讨论宇宙的起源与秩序——译注），而是《创世记》。例如，柏拉图并不认为“人皆生而平等”。正如史密斯自己承认的，人的平等这一观念源自《创世记》1:26–27。宗教自由同样是建立在圣经原则之上的。美国的建国文献和价值观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基督教之外是找不到的。
当史密斯在书的结尾建议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那么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213 页）时，人们或许会感到振奋。但如果真的有神，那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恳切祷告”，向那位真实的神祈求。唯有祂才能供应我们。一个空洞的“护理论”，更像是导致世俗化的原因，而不是解药。
和史密斯的另一部著作《城中的异教徒与基督徒》（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City）一样，这本书对宗教在历史与政治治理中的角色讨论，确实是有价值的补充。然而，史密斯的提议似乎陷入了类似的问题：一种“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 3:5）。《无神的宪法与上帝护理的共和国》对于那些反驳“世俗宪法论”的基督徒尤其有帮助，因为“世俗宪法论”试图将宗教理据彻底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God Isn’t in the U. S. Constitution. Does That 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