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曾发表过一系列讲座，旨在探究困扰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在这些讲座中，他指出现代生活中的许多弊病可以归因于人们试图将信仰与知识割裂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巴文克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并非始于现代社会的兴起，而是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他最终在改革宗传统中寻得解决之道，特别是新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这一点或许在意料之中。
巴文克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任教初期发表了这些演讲，后来这些演讲被整理成《当代教义学的主要问题：论信仰、知识与基督教传统》（The Foremost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Dogmatics: On Faith, Knowledge,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这些内容很可能写于 1903 年至 1904 年间。虽然完整手稿至今未出版且未完成，但讲座中的历史部分相对完整。在这一历史部分的最新英译本中，读者将找到他们所期待并喜爱的这位荷兰改革宗神学家的特点——对各位思想家的细致描述与分析，将改革宗教义学应用于晚期现代议题的敏感回应，以及对自身历史处境的清醒认知。
对于巴文克的粉丝来说，这些讲座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们展现了他即使在事业初期，已经形成了自觉的新加尔文主义改革宗信仰观。这些讲座中还包含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和现代哲学分离信仰与知识倾向的一些最为犀利的批判。通过这些内容，我们仿佛能够回到一个多世纪前，感受坐在巴文克课堂上聆听教诲的体验。
《当代教义学的主要问题》
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在《当代教义学的主要问题》一书中，赫尔曼·巴文克指出了二十世纪初新教神学家们面临的核心挑战。这些主要困难并非出现在具体的教义内容上，而是存在于神学方法论层面，因此巴文克将讨论重点聚焦于信仰行为本身。
他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信仰应被视为一种知识形式，而非仅仅是单纯的相信。在论述过程中，他系统梳理了从圣经作者时期直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教义发展历程。
莱克姆学术出版社（Lexham Academic），376 页。
新加尔文主义是由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和赫尔曼·巴文克领导的一场思想运动，它将改革宗正统信仰置于当代语境中，以便更好地应用于现实生活。巴文克勇敢直面了他那个时代的种种神学挑战。他这样写道：“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即将肩负引导民众重任的人，都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了然于胸。他必须成为时代的子女，真正理解自己的时代。”（第 2 页）
神学家在指导和引领信徒理解信仰、应对当代挑战时，需要在当下保持忠心。巴文克指出，面对当前时期的问题，神学家常常倾向于退回到过去，因为“过去更容易掌握，因为它已经与我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尽管我们可以从过去找到“源头”和“指南”，但巴文克认为，“环绕着我们的是当下。”他表明，“空谈无益。从长远来看，把头埋在沙子里也毫无用处。”（第 2 页）
新加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够应对当代挑战，是因为它致力于整体思维和生活。这一点体现在它坚持认为基督教不仅仅是行为或信仰，而是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巴文克认为，这种将基督教（或至少是新教）视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是近期的产物。他提出：“在早期，问题并不是这样提出的：人们研究各个主题（loci），将每种教义与其他教派或信条的描述进行比较和对比。”
然而，巴文克指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零散而格言式的”。他致力于通过“一个单一的原则”来解释基督教，因为这是他所处的现代背景所要求的（33 页）。他认为，新加尔文主义能够以罗马天主教无法做到的方式应对这一挑战。
巴文克对中世纪天主教的批评源于他对基督教整体性的信仰。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思想产生了一种“二元论，表现为知识与信仰的对立。而宗教改革者并未接受这种观点”（54 页）。罗马天主教的二元论在其对自然与恩典、自然神学与超自然神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量化区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比之下，新教徒认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然与恩典的对立（这是一种量化的对立）”，而是一个伦理问题：罪与神的对立。救赎不是通过用恩典补充自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接受“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来完成的（50 页）。在自然神学的话题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不能从量化的角度来理解，仿佛特殊启示只是对普遍启示的补充。巴文克指出，“改革宗将基督教不仅视为一种宗教，还视为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58 页）。
然而，在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评价中，巴文克认为，二元论通过采纳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渗透进了改革宗神学。他写道：
改革宗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督教哲学的必要性。当他们很快需要一种哲学时，他们采用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框架。于是，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立即被置于超自然神学（theologia supernaturalis）旁边。（75-76 页）
他将托马斯的思想解释为沿袭了今天仍然活跃的“纯粹自然托马斯主义”（Pure Nature Thomism）流派（例如，在劳伦斯·费因戈尔德 [Lawrence Feingold] 和史蒂文·A·朗 [Steven A. Long] 的著作中）。
在这种模式中，他认为理性与信仰“在科学领域中二元对立地并存”。他抱怨说，在一些改革宗神学家中，当理性与启示似乎发生冲突时，“理性总是占据上风，而启示则逐渐失去地位”（第 76 页）。巴文克的这些讲座目的就是呼吁神学家们回归传统，摒弃这些源自不完善哲学思想的二元论附加物。
基督教神学需要哲学。然而，正如巴文克在《改革宗教义学》（Reformed Dogmatics）中所言：“基督教神学从未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哲学体系并给予其认可。”因此，巴文克在这些早期演讲中对流行的现代哲学进行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巴文克指出，尽管“黑格尔的哲学中仍保留了一些保守元素（如不朽、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但他的方法摧毁了一切”（173 页）。那些追随黑格尔的人为极端主观主义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神化了个体，并进一步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神化了人类”（186 页）。在改革宗传统中，必须抵制而非迎合这些错误。
巴文克表明，那些试图调和认信基督教与现代主义的神学家“并未成功”，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世界“拒绝基督教并不是因为正统信仰的形式有缺陷，而是因为其内容（如神迹、基督的神性等）”（194-195 页）。因此，尽管康德、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黑格尔试图捍卫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元素，但他们未能以符合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克服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对立。
因此，在巴文克看来，唯物主义的兴起和对信仰的彻底拒绝，是信仰与知识分离的成熟后果。这种分离由中世纪天主教孕育，并在现代哲学中开花结果。
这些未发表的演讲中的犀利分析令人着迷，因为它们让我们得以一窥巴文克在讲堂上的风采。或许由于这是一份未发表且未完成的手稿，平日里克制的巴文克在这里以罕见的坦率批评了他的对话者。
毫无疑问，那些对阿奎那、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经院哲学家、黑格尔或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情有独钟的人，可能会对巴文克在这些演讲中的某些评论感到不满。他在此处的批评应与他已发表作品（如《改革宗教义学》和《启示哲学》[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中更为审慎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待。
这部出色的译作忠实呈现了一部学术严谨的文本，让我们得以一窥巴文克对于如何在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一名忠心的改革宗神学家的真切思考。它让我们直面他对一些至今仍具影响力的神学家的坦率评判。布鲁斯·帕斯（Bruce Pass）和格特·德科克（Gert de Kok）将这些不可或缺的演讲带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为巴文克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erman Bavinck Harmonizes Faith and 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