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深受同性吸引困扰的年轻人来找我咨询。他在一间教会听了一篇讲道，那篇讲道虽然没有肯定同性恋行为，但却把那些自认为是LGBTQ+的人当作一个独立族群来看待，好像这是一种天生的身份。这让他感到焦虑。他想知道：作为一名认信基督徒，自己是不是得承认“性少数”这个身份，并加入那个圈子？
我很同情他的处境。现在的年轻人被各种关于性的混乱信息包围，难免无所适从。我告诉他：你首先是一个按神形象创造的男人。既然你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新生命，就该由这个新身份来引导你的情感和行为。也就是说，你对他人的同性欲望既不能定义你，也不能主宰你。他听着听着，脸上的痛苦和焦虑逐渐消失了。社会强加在他身上的重担，以及他所在教会在无意中肯定的那些观念也被卸下了。离开时他满怀感恩和盼望，因为他在基督里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尽管当今文化对性与身份的理解发生了剧变，并带来了诸多伤害，但这些变化仍被宣扬为一种绝对的进步。因此，当一位性少数运动的支持者站出来承认这种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损害时，便特别引人注目。这也是罗南·麦克雷（Ronan McCrea）的著作《同性恋权利革命的终结：傲慢与过度扩张如何威胁同性恋自由》（The End of the Gay Rights Revolution: How Hubris and Overreach Threaten Gay Freedom）如此重要的原因。
麦克雷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宪法与欧洲法教授。他认为，“同性恋权利革命”已经取得了“全面且决定性”的胜利。虽然他为此感到高兴，但他也担心这场胜利正面临危险。他尤其担心的是，这场运动的种种激进过火行为会导致其自我毁灭。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眼中的那些内部威胁，其实是性革命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同性恋权利革命的终结：傲慢与过度扩张如何威胁同性恋自由》
罗南·麦克雷（Ronan McCrea）著
政体（Polity）出版社， 208 页
麦克雷将任何可能削弱性自主权的因素都视为对同性权利革命的威胁，这并不令人意外。因此他主张，“一旦文化整体转向、社会趋向保守，同性自由就将变得极其脆弱”（37 页）。
然而，这场性革命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尤其是对年轻女性而言，这导致许多人“无法按原定计划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76 页）。麦克雷虽然对此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却又把这种不满轻描淡写地归结为：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循规蹈矩，不爱自由、不爱探索”（77 页）。
如果说他对保守派的猜忌尚在意料之中，那么他对性少数（LGBTQ+）运动内部表现出的不宽容则显得忧心忡忡。例如，他警告称，运动内部正出现一种“迫使他人必须积极认可同性恋的趋势”（83 页）。他指出，这种强迫性要求“背离了当初该运动开始时所依赖的自由主义原则”（84 页）。
麦克雷的观点本身也存在内在矛盾。比如，他认为如果有人反对在学校课程中强加性别意识形态，那就是“令人不安的迹象”（64 页）。同性权利革命最初声称拥护“古典自由主义中‘互不干扰’的权利”（83 页），但一场以同性婚姻为终极目标的运动，注定无法接受“各过各的、互不干涉”这种相处模式。麦克雷虽然倡导要为和平共处留出空间，但他所设想的那种共处模式，基础似乎非常脆弱。
麦克雷也担心人们否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但他没有意识到，支持同性婚姻的那些论点，最终得出的结论恰恰是：性别差异并不重要。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诉求，是同性恋运动的核心。其背后的逻辑是，只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的多数意见中，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结合的做法被称作“有辱人格”“伤人”，会带来“污名和伤害”，剥夺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的尊严，贬低了他们的人格，并且“对他们造成了严重而持续的伤害”。同性婚姻主张的核心逻辑，就是要将那些不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从公共舆论中彻底排挤出去。
正如活动人士兼记者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所承认的那样，同性婚姻是对“性、婚姻与生育三者统一性”的终极打击——“正是这一击，完成了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拆毁工作”（35 页）。随着同性婚姻瓦解了性别差异，原本针对“男女结合”的敌意，现在也延伸到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范畴本身。性别二元论被视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建构，人们认为必须从中获得解放，而且这种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然而，对麦克雷来说，拒绝承认生理性别现实这一点，有点过头了。他对“LGB运动转变为LGBTQ+运动”感到不安（91 页），甚至拒绝承认“LGBTQ+”（更不用说LGBTQIA+）是一个有意义的分类。他警告盟友，不要要求对“男性和女性”这些基本范畴进行“根本性改动”，因为接受这些诉求“意味着对基本社会结构的激进变革”（96 页）。
尽管麦克雷想要维护性别真实性的想法值得称赞，但这却回避了他自身信念的本质逻辑。通过裁定同性婚姻的“平等”，奥贝格费尔案实际上要求男女关系与同性关系在任何方面都被同等对待。在这种世界观下，根本没有性别二元论的容身之地。
从一开始，同性婚姻就拒绝了我们有性别区分的身体，以及这些身体所带有的定义和限制。男与女作为神的形象所承载的美善，在赐予生命的二人成为一体的结合中，彰显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不得不被贬低，最终被抹去。
同性权利革命的核心观念是：“人应当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身体”（114 页）。但麦克雷也担心男同性恋行为中过度放纵带来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危害，包括性传播疾病高发、孤独感、心理健康问题和成瘾行为。他描述“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是“随心所欲、毫无禁忌”，还有一些场所，比如桑拿房或“暗房”，男人可以在那里“与大量的人发生性关系”（113、115 页）。
正是在这一论点上，麦克雷世界观中的内在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
尽管看到了这些可怕的现象，麦克雷仍然坚称，“只要双方同意，成年人想做什么性行为、想做多少次，都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错误。”（130 页）但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能够约束和引导自己的欲望是“人类生命蓬勃发展的基础”（131 页）。他还意识到，“世界上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规则和护栏来帮助我们管理混乱的性欲望”（158 页）。
虽然他承认需要改变，但他所提供的改变，仅仅是愿意“至少忍受一定程度的性方面的挫败感”，因为“性的力量太强大了，不可能没有代价”（160 页）。他建议社会应当对过度放纵的性行为表示反对——“不一定将其视为不道德，而是看作一种对自己没好处的‘低层次’行为”（168 页）。事实证明，那些被性革命拆毁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边界，原本正是人类迈向丰盛所必需的。
然而，即便麦克雷对真自由已有洞见，他却不愿顺着这些线索走下去。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发起一场肯定神对人类性行为设计的新革命，就不可能真正消除性革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性恋权利革命的终结》是一位内部人士对这场运动进行诚实评估的肺腑之言。然而，麦克雷在将性自主权视为核心价值的同时，也恰恰证明了为何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永远无法成为个人与社会福祉的指路明灯。他担心外部的抵制，但事实证明，真正的危机恰恰源于运动内部。
克制欲望是生命有序的必经之路。麦克雷愿意考虑这种克制，这为他及众人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尽管他把对同性的性欲望视为不可侵犯、并且定义了身份和人格，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欲望与一个作为神之形象承载者的男性人格直接冲突。所有罪的本质都是如此，它贬损了我们里面承载神形象的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驯服罪，必须要弃绝罪，无论这罪持续了多久、有多强烈。本文开头那位年轻人的经历，体现了向所有人发出的盼望与邀请：你们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称义了（林前 6:11）。
当神用话语创造世界时，祂把道德秩序编织进了受造界。因此，性之所以是美好的，因为它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要在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盟约性的婚姻结合中来领受和享受。正如麦克雷无意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这界限之外追求性的满足，只会带来无法控制的混乱与毁灭。麦克雷所写的那个“终结"，是一条死路。唯一的出路，在于那位能使死人复活的主。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那些混乱、放纵自我、毁灭性的欲望，为要让我们与祂一同复活，进入神儿女的自由。而当我们顺服祂时，我们就认识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约 8:31-32）。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Sexual Revolution Can’t Keep Its Promi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