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指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大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神学研究，其核心特征是以争议性问题（disputed question）为基本形式和框架。
经院哲学是在中世纪随着大学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宗教改革运动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反经院哲学思潮的影响，但当改教家们在大学中确立自己的神学教育体系后，也重新采用了经院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教学工具。随着启蒙运动的冲击和神学学科的分化，这种方法逐渐式微。然而，近几十年来，经院哲学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传统中都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尽管长期以来，“经院哲学”及其相关术语常被贬义地用来指代那些理性主义、抽象、琐碎、迂腐或晦涩的神学，但这一术语的修辞用法不应与其实际含义混淆，也不应被用来暗示特定的神学或哲学立场，因为经院哲学实际上描述的是一种学术形式，而不是学术内容本身。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经院哲学是指“学校里的学问”，指的是在中世纪大学课堂上出现的教授和介绍神学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思想模式的影响重塑了教学法和大学课程为止。
有证据表明，公元六世纪时已出现附属于大教堂、旨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这种对教育的重视在八世纪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统治下进一步加强，随后几个世纪，神学主要在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中讲授，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教学者，即独立的、具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或许就是这类教师中最杰出的代表。正是从这样的教育背景中，孕育出了中世纪的大学制度，而这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教堂附属学校的产物。
当时的中世纪课程体系分为“七艺”，即七门基础的人文学科。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进一步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这三门更高深的学科。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神学是在打好人文基础之后再学习的；第二，神学是一门统一的学科，而不像现代大学那样被分割成若干次级学科。因此，它具有双重统一性——从外部看，它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巅峰结晶；从内部看，则是扎根于解经、能够系统阐述神学的连贯信仰体系。这种看法至少从三世纪奥利根（Origen）时期就已存在，他的《论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s）可以说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神学著作。这一前提对中世纪神学，特别是经院哲学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
这些关于知识和真理性质的普遍假设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彼得·阿伯拉尔（约1079–1142）那本颇具争议的《是与非》（Sic et Non，意为“肯定与否定”），尝试用辩证的方式呈现神学，把一些在神学议题上看似矛盾的观点并列起来。尽管阿伯拉尔的本意或许多少带着挑衅意味，但神学权威们确实存在分歧这一事实，意味着需要一种能够解决此类矛盾的方法。这后来成为经院学者课堂方法论的核心要素。
推动经院哲学发展的另一因素是书籍制作的特点。在十五世纪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教育领域的基础工作便是编纂权威典籍摘要，辑录重要思想家的关键论述。其中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约1096-1160 年）所著《四部语录》（Four Books of Sentences）最为重要。这部著作按主题收集了大量圣经经文与早期教父的言论，尽管其本身并不是辩证结构，但它成为了中世纪神学课堂最重要的教科书。在中世纪大学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神学教师，既要讲授圣经，也必须讲授隆巴德的《四部语录》。
如前所述，经院哲学特指中世纪大学课堂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在经院式教学中，教师会引导讨论特定主题，这种教学法的核心所在就是讨论“争议性问题”。
争议性问题是指那些权威人物之间看似存在分歧的问题。比如，“神是否存在？”针对这个问题，课堂上会提出支持和反对神存在的不同论证，最后由教师给出明确结论，并逐一剖析各方论据或权威观点在何处正确、何处谬误、何处被曲解或误用。通常（如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正方论证会基于逻辑层层展开，而反方观点则仅引用特定权威的只言片语。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其探讨方式具有整体架构，旨在构建一套体系化的基督教神学论证，而非仅仅对个别教义进行孤立阐述。
还需要指出的是，经院学者们常常引用古典异教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也包括柏拉图、西塞罗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异教哲学主导了经院学术体系，或者所有经院学者都必须接受同一种形而上学立场。首先，中世纪的神学教师不仅仅是在讲授争议性问题，其培养体系也要求他们要讲授圣经释义课程。其次，关于形而上学的分歧正是中世纪神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在“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实论”（realism）的争论，以及关于“存在论”与“命题述谓”背后的形而上学探讨中，这种分歧非常明显，尤其体现在人类的语言如何既可以用于描述神，也可以用于描述受造物的问题上。再次，尽管后来很多人（从马丁·路德开始）常笼统地将经院神学的问题归咎于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负面影响，但中世纪并不存在单一的亚里士多德式形而上学体系，有的只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多样化评注传统，以及将这些思想融入基督教神学时采取的折衷方法。因此，将经院哲学简单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而等同于理性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本质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经院学者真正坚持的，是这样一种理念：真理终究是一个连贯的、形而上学上的统一体——而这正是中世纪大学理念的根基，它旨在将多种学科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所有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中，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有：亚历山大·黑尔斯（Alexander of Hales，约1185–1245）、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卒于1280）、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e，1221–1274）、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约1266–1308）、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约1287–1347），以及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约1420–1495）。其中，托马斯·阿奎那对后世天主教的影响尤为深远。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学问复兴这一广泛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古典修辞学（而非辩证法）作为真正学问的代表日益受到重视，中世纪经院方法与神学成为后来被称作人文主义者的文人群体普遍嘲弄和蔑视的对象。此外，语言学研究的兴起以及完整古典文献与教父著作的日益普及，更强化了中世纪思想（尤其是经院哲学形式）代表蒙昧主义与迂腐学究的观念。
对经院哲学的贬损因宗教改革的兴起更是变本加厉。路德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认为经院哲学过度的亚里士多德化，与圣经释经脱节，和异端神学纠缠不清。然而，在这几点上，路德以及追随类似论调的其他改教家其实都错了：经院哲学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论，它本身除了坚信真理的统一性这一基本前提外，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而上学或神学内涵；而且在当时的标准下，这些经院学者都是非常称职的圣经释经者，尽管他们没有人文主义者或改教家那样丰富的文献和语言学工具。事实上，人文主义和经院哲学根本不是互相对立的概念，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范畴：人文主义是一项文学—文化项目，而经院哲学是一种课堂上的教学方法。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是人文主义者，又是经院哲学家，诗人兼辩证学家的贝扎（Theodore Bez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十六世纪后期及十七世纪，新教又将经院方法纳为己用，这背后有四个原因。第一，新教已在大学体系中站稳脚跟，这意味着它必须制定出能与大学其他学科相衔接的神学课程体系。第二，复兴的罗马天主教论战水平非常高，同时反形而上学的索齐尼派（Socinians）的挑战也逼迫新教神学家们不得不讨论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相似的形而上学问题，并借鉴其成熟的形而上学资源。鉴于新教改教家基本上与中世纪学者共享相似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新教既要发展和捍卫自己的神学，也要把它纳入既有的知识体系之中。第三，随着中世纪大学逐渐新教化，其馆藏的中世纪神学典籍仍为教师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第四，经院哲学的辩论教学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教义发展都未对其持续有效性构成挑战。
因此，经院方法以及许多起源于中世纪的术语又在新教正统神学中出现，无论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都如此。路德宗中有代表性的如约翰·盖哈德（Johann Gerhard，1582–1637）、亚伯拉罕·卡洛维乌斯（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和约翰内斯·安德烈亚斯·昆斯泰特（Johannes Andreas Quenstedt，1617–1688）；改革宗中则有吉斯贝尔图斯·沃提乌斯（Gisbertus Voetius，1589–1676）、约翰·欧文（John Owen，1616–1683）和弗朗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1623–1687）。不过，新教徒有时一边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反经院”修辞，一边却依旧使用经院方法：例如，萨缪尔·拉瑟福德（Samule Rutherford）一方面痛骂“脑袋尖尖的经院学者”，另一方面却又写下了名为《论神意的经院辩难》（Dispotatio scholastica de providentia）的著作。
虽然随着启蒙运动思想在大学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经院方法被取而代之，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罗马天主教内部，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一直忠实坚持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和方法；而在新教中，博学多才的改革宗浸信会神学家约翰·吉尔（John Gill，1697–1771）于 1767 年出版了系统性的《神学教义大全》（A Body of Doctrinal Divinity），这是一个结构完整的经院式神学体系。然而，随着圣经研究作为神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兴起，尤其是在约翰·菲利普·加布勒（John Philip Gabler，1753–1826）等人推动下，圣经神学发展壮大，神学学科逐渐分化，经院学术工程随之式微。即使在正统新教内部，对系统神学的怀疑，以及对圣经研究的重视，也进一步使得与经院方法最契合的古典教义学逐渐边缘化。
然而近年来，无论在罗马天主教还是在新教内部，随着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兴趣复兴、对基督教历史传统的重新吸收，以及将基督教神学融入更广阔世界观的努力，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对经院哲学的重新关注。历史学家已证明，中世纪神学与宗教改革后新教之间存在积极的连续性；而从事系统神学的人也逐渐重新认识到，中世纪经院方法所体现的那种全面、整体的神学观对当代仍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天主教阵营，雷金纳德·加里古-拉格朗日（Reginald Garrigou-Lagrange，1877–1964）以及当代神学家托马斯·温南迪（Thomas Weinandy）和托马斯·约瑟夫·怀特（Thomas Joseph White）等人的研究，都重新激发了对经院方法和神学的兴趣。而在新教阵营，以斯科特·R. 斯温（Scott R. Swain）和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宗大公性”运动（Reformed Catholicity），正推动新教徒重新积极思考神学工作的本质，即把神学、释经学和形而上学等维度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所示范的那样。
编注：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它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cholastic 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