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分类与方法论
改革宗神学
2025-06-22
—— Carl Trueman

定义

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这一术语特指源于乌利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和约翰·加尔文等改教家思想的新教教会信仰体系。

概要

改革宗神学起源于瑞士宗教改革,既是对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一种回应,也是在某些教义上与路德宗分道扬镳的结果,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圣餐中同在方式的问题。在教义认信上,改革宗神学以《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和《威斯敏斯特准则》(Westminster Standards)为依据,继承了新教普遍强调的唯独圣经,以及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核心,又在基督论、圣礼、某些政治文化观及敬拜方式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立场。


“改革宗神学”这个词在当代教会生活和神学讨论中有多重含义。广义上,它可以用来指称任何坚持反伯拉纠主义的新教救恩观的运动,例如“年轻、躁动的改革宗运动”(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专指那些以《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威斯敏斯特准则》(Westminster Standards),或改革宗浸信会(以《伦敦浸信会第二公认信条》[Second London Confession])为认信标准的新教教会。

历史

改革宗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瑞士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在苏黎世由乌利希·慈运理(1484–1531)领导的那场改革。慈运理的改革在神学上与马丁·路德的改革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强调以圣经为敬拜礼仪的唯一规范(例如,苏黎世的教堂拆除了彩绘玻璃窗,采用一种简朴、以圣道为中心的敬拜形式),以及他否认基督在圣餐中的真实同在。正是这一点,导致 1529 年在马尔堡会议(Marburg Colloquy)上,路德与慈运理正式决裂,这次分裂使改革宗和路德宗的教会从此分道扬镳,分裂延续至今。

虽然慈运理为改革宗神学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但不久之后,其他重要人物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亨利希·布灵格(Heinrich Bullinger)在慈运理去世后继续推进苏黎世的宗教改革;马丁·布策(Martin Bucer)在斯特拉斯堡推行了类似的改革;约翰·加尔文、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和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等人则在日内瓦及周边地区推行改革。到了 16 世纪后期,归正教会已经遍布欧洲,传入法国、低地国家(现荷兰、比利时一带)、英格兰和苏格兰。到 17 世纪末,改革宗神学在许多教会中已经扎根。

在这一时期,改革宗神学也进入大学体系,推动了 16 世纪晚期至整个 17 世纪改革宗思想的繁荣发展。在这方面,英格兰的约翰·欧文和低地国家的吉斯伯特·福修斯(Gisbertus Voetius)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然而,这一思想的繁盛并未持久。到 17 世纪末,启蒙思想对大学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改革宗神学则因与传统形而上学有很深的渊源,结果要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要么逐渐被排挤出大学课程体系。

进入近现代,改革宗神学在荷兰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透过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影响力。他创立了一个宗派、一份报纸、一所大学和一个政党,还曾担任荷兰首相。在凯波尔身上,改革宗神学展现出自 16 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文化抱负,而他的朋友兼同事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则是改革宗神学中最有思想深度、最具表达能力的神学家之一。他所著的四卷本《归正教义学》(Reformed Dogmatics)被视为在现代语境下对改革宗神学进行全面阐述的最后一次伟大尝试。不过,荷兰归正神学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在南非,它曾被部分用来为种族隔离政策提供神学辩护;不过也有人用更自由派的改革宗神学立场来反对种族隔离,比如阿兰·博萨克(Alan Boesak)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在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及其教育机构新学院(New College)在神学上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其著名的神学家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和詹姆斯·班纳曼(James Bannerman)。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是 19 世纪改革宗神学的中心,其最著名的两位教授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和本杰明·布雷肯里奇·华腓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在改革宗思想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进化论与圣经权威等议题上。此外,由于美国的宣教努力,韩国(在分裂后特别是南韩)成为非西方世界改革宗神学的重要中心。

在 20 世纪中叶,最重要的改革宗神学家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尽管他在预定论和圣经教义等问题上的神学观点与改革宗认信传统有较大差异。巴文克之后,改革宗神学中更正统、认信性的思潮往往由主流宗派和学院之外的神学家来延续,他们努力重述早期传统。英国圣公会神学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后期的工作成为这一模式中的例外,他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阿伯丁大学及后来的圣安德鲁斯大学。

改革宗神学的独特之处

改革宗神学与路德宗和圣公会一样,都承袭了新教宗教改革时期的核心教义: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圣经的充足性和规范性权威;以及对天主教圣礼体系与教会至上权威的基本反对。

救恩观

和路德一样,改革宗神学在救恩论上延续了奥古斯丁及中世纪反伯拉纠主义的传统,强调神在永恒中对救恩的主权——即预定与拣选。这种信念背后是对原罪和人类败坏的重视,认为人在罪中无力自我拯救,必须依靠神的主权拣选。然而,改革宗神学内部对“预定”之旨意是单重(即拣选一些人得永生,“任凭”其余之人)还是双重(既积极拣选一些人,又定意弃绝另一些人)存在不同看法;同时,也存在“堕落前预定论”(supralapsarian)与“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之争,焦点在于神在永恒中的拣选是否是在人尚未堕落时就已设想,还是以堕落为前提。

在赎罪的问题上,改革宗神学内部对赎罪的范围也存在不同看法。虽然所有正统的改革宗神学都反对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但关于基督赎罪在理论上的充足性及神的本意是救所有人还是只救选民,自宗教改革以来便是改革宗传统内部辩论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法国索米尔学院(Academy at Saumur)有关的“亚目拉督主义”(Amyraldianism),该学派的教师主张赎罪在假设意义上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同时又拒绝普救论的立场。

圣礼与基督论

作为新教神学传统的两大主要代表,改革宗与路德宗的核心分歧在于圣礼观。改革宗从圣约神学角度理解洗礼,是取代割礼的记号,指向神在恩典之约中单方面对祂子民的应许。因此改革宗和路德宗一样坚持婴儿洗礼,但与路德宗不同的是,改革宗不将洗礼视为重生的时刻,而更强调其作为加入有形教会的标记。改革宗浸信会虽然拒绝婴儿洗,却依然保留了圣约神学的某种形式,认为神是施洗主体,而不是把仅仅洗礼看作一种外在的信仰宣告。

关于圣餐礼,改革宗传统内部也存在一定分歧:既包括慈运理所持的纪念说(memorialism),也包括加尔文所持的观点,这两种立场都在改革宗认信中有所体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主要是路德和路德宗的立场。路德以其坚持圣餐中基督的真实临在而闻名,他强调基督(无论是神性还是人性)真实同在于饼和酒中。后来的路德宗神学进一步阐明为基督在饼与酒之内,与饼和酒同在,在饼和酒之下( in, with, and under the elements)。这一教义的关键在于,路德宗认为在道成肉身中,神性的属性直接传递给了耶稣的人性。因此,耶稣的人性也可以分享他神性的无所不在,从而真实地临在于圣餐的饼和酒中。此外,路德宗还坚决主张,这意味着即便是不信的人领受圣餐时,也确实领受了基督本身,不过对他们而言,这样的领受只会带来审判与定罪。

改革宗立场则拒绝这种“直接传递”的看法,主张神性的属性是传递给中保(mediator)位格,而非直接传递给人性。这种立场被称为“加尔文主义道之全在性”(extra Calvinisticum),意思是:基督的神性虽与人性真实联合,却并不受限于人性。因此,基督的人性仍然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出现在饼和酒中,因为他的身体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

在这个基督论问题上,慈运理派和加尔文派立场一致,也都拒绝路德宗所说的“不信者领受圣餐时也确实吃喝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然而,两者之间仍有关键差异:慈运理派通常把圣餐看作单纯的纪念,意义在于提醒信徒记念基督的死,并在当下将信徒联结起来;而加尔文及其跟随者则认为,圣餐不仅是记念,更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在领受圣餐的过程中,圣灵使信徒藉着信心真实地领受基督,使基督在领受者心中变得更为真实。所领受的是同一位基督,只是领受的方式有所不同。不过,与路德宗一样,改革宗也一致认为,唯有在神话语的宣讲中,圣礼才能被正确地施行与领受。只有当圣餐与神在基督里的应许相连时,圣礼的行为才不会沦为偶像崇拜。

政治与文化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改革宗神学针对教会与更广泛社会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左翼,尤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著作对解放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右翼,神权政治(theonomy)或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是一场与鲁萨斯·J. 鲁什杜尼(Rousas J. Rushdoony)及其跟随者相关的运动,主张应当将旧约律法应用于当代社会。近年来,大卫·范德鲁宁(David VanDrunen)的研究重新唤起了改革宗神学中的对自然法传统的关注,这一传统在十六、十七世纪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结合他对二国论的强调,这标志着改革宗伦理学在当下的新发展,特别是在后基督教时代,新教必须面对新的政治与伦理挑战,重新思考其社会思想的定位。

敬拜

虽然改革宗神学并没有规定单一的礼仪形式,但改革宗教会通常认为,圣经对敬拜具有规范作用,这种规范原则使得敬拜在形式与美感上趋向简朴,核心内容聚焦于祷告、圣经的宣读与讲道、圣礼,以及诗歌颂唱。历史上主要是诗篇圣歌(psalmody),如今一般也包括赞美诗(hymns)。这样的敬拜实践被看作是改革宗神学对圣经充足性信念的具体体现,这一信念不仅适用于教义和伦理,也同样适用于教会生活。

延伸阅读

  • 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与卡尔·楚曼(Carl R. Trueman),《维滕贝格与日内瓦之间》(Between Wittenberg and Geneva),贝克出版社出版。
  •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加尔文主义讲座》(Lectures on Calvinism),厄德曼出版社出版。
  • 理查德·A. 穆勒(Richard A. Muller),《宗教改革后的教义学》(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贝克出版社(Baker)出版。
  • 《威斯敏斯特准则》(The Westminster Standards)。
  • 《三项联合信条》(The Three Forms of Unity)。

​​编注: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它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formed Theology

Carl Trueman(卡尔·楚曼)博士毕业于阿伯丁大学,目前在滨州树林城大学任教,教授圣经与宗教研究,著有《历史与误谬——写作历史所面对的问题》《路德谈基督徒生活》《信条的重要》等书,目前正与布鲁斯·戈登共同编辑《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牛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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