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神学（Liberal Theology）以现代世俗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将参与教会事工视为基督徒的首要任务，却弱化了明确神学信条的重要性。这一倾向导致许多主流教派逐渐摒弃了众多传统的正统信条。
尽管自由派神学涵盖多样的神学、哲学和圣经观点，但其核心在于用现代启蒙思想的认识论取代传统认识论，否定外在权威知识来源，转而推崇人类理性或经验的主观自主性。传统神学原本以圣经和信经所阐述的连贯、统一且权威的世界观为根基，但随着康德、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杰斐逊和饶申布士（Walter Rauschenbusch）等思想家的推动，自由派神学最终引发基要派与现代派的论战。当时，保守的基要派界定了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核心教义，而这些教义大多遭到自由派神学否定。如今，自由派神学坚持与每一时代保持共鸣的核心态度，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思潮。
自由派神学包含多种神学、哲学和圣经观点，其根源可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约1660–1798 年）。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基督教神学通过信条和信仰告白来表达，这些信条和告白基于圣经的权威以及可追溯至早期教会的传统。而新兴的神学则是大学学术的产物，它们以现代世俗主义认识论取代传统，否定外在权威知识来源，转而依赖人类理性或经验的主观自主性。
早期的信仰告白虽侧重点不同，但都坚持圣经与信条所阐述的世界观是连贯、统一且权威的，基督徒不仅视其为真理，更将其作为生活的根基。然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方法取代了哲学与神学在真理探索上的传统联盟。欧洲思想家认为，传统神学已过时，基督教必须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否则将逐渐失去现实意义。这种妥协使自由派信仰趋于主观化，要么成为道德思辨的产物，要么依赖人类情感或直觉，后来甚至演变为实用主义的行动准则。
基督教自由化的最早表现是波兰的《拉科夫教理问答》（Polish Racovian Catechism，1605 年初版）中的一位论（Unitarian）信仰，它取代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随后，自然神论作为历史性基督教信仰的理性替代品得到更广泛接受。自然神论者认为，从世界各宗教繁杂的教义与实践中，人类理性可提炼出最精简的信仰核心，构成一种纯粹自然或理性的宗教。一位自然神论者曾列举以下的信仰：神的存在；美德行为即是对神的敬拜（祷告、唱诗、圣礼等若非出于美德则无意义）；悔改能洗净罪孽（而非倚靠耶稣的死与复活）；死后必有赏罚；神父应停止传授奥秘（尤其是神迹），转而倡导理性的道德生活。
基督教现代化的进程还受到新式圣经解读方法的推动。传统上，圣经被视为神圣启示，其神学与历史内容具有权威性，神学家常引用经文确立教义与实践。但自由派学者坚持用研究其他古代文献的现代诠释学工具来解读圣经。那些记载救赎事件的经文被重新诠释为神话，仅是当时信仰群体的宗教经验产物。低等批判专注于评估文本的保存与传承过程，从而确定哪些版本最为可靠。高等批判则更进一步，运用世俗理性来考证作者身份、成书年代，并对传统释义提出质疑。
哲学领域的变革深刻塑造了自由派神学的发展路径。康德提出的革命性认识论使得人类在知识获取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以“敢于求知！”（Dare to reason）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主张将人从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盲从中解放出来。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背景，他都坚决将理性与信仰剥离。唯有通过理性论证或科学方法验证的内容才配称为真知。这一思想不仅推动了科学进步，更在基于信仰的宗教与立足实证的科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
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1793 年）中，康德对基督教进行了彻底重构，将其从一种基于圣经启示、强调救赎的历史性宗教，转化为崇尚理性的道德学说。他认为，“亚当堕落”并非真实历史事件，而是一种道德隐喻，象征所有人都会为次要利益而背离至高道德义务。人类并非继承了“原罪”，但每个人都如亚当的故事所喻示的那样，将道德责任屈从于私欲。所谓“重生”（约 3:3），并非圣灵带来的更新，而是人主动扭转心志、重新以道德为优先的自我抉择。在康德看来，耶稣的神性仅在于他是“道德至善的典范”，而非本体意义上“神之子”；他的受难也非代赎——因为康德将罪（或称“根本恶”）视为极度个人化的存在，只能通过个体的自主悔改来克服，无法假手他人完成。
康德为了解释自己为何不同于传统基督教观点，提出了一个原则：当圣经内容与我们的道德理性相冲突时，必须以理性道德准则来重新诠释经文。他还清晰区分了牧师与学者的不同角色：牧师需要遵守所属教派的传统信条，而学者则可以按照现代标准自由研究和发表见解。这种区分导致后来出现了两种标准：一种是教会基于圣经启示的教导，另一种则是依据理性原则发展的现代神学。正因如此，康德的哲学和他提倡的理性宗教，让他被称为“新教自由派神学的思考者”。
德国大学率先将启蒙思想中的主观主义付诸实践。在他们看来，人类所有学科的知识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既承袭前人对真理的认知，又彻底摆脱了超自然世界观的束缚。终极真理并不存在。正是在这种思潮下，柏林大学创始人施莱尔马赫成为了“自由派神学之父”。他将基督教与新兴的浪漫主义认识论相调和，认为基督教信仰既不在于对教义命题的认同（如传统信经要求的那般），也不在于道德抉择（如康德主张的那般），而是源于一种直觉体验——他称之为“绝对依赖感”。那些教义，与其说是圣经所启示的客观真理，不如说是圣经作者宗教意识的表达。神学由此变成了一门历史学科：既然基督教并非一套绝对的信仰体系，而是一种持续演进的生活方式，那么每个时代都应当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认知。
在《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 ,1821 年)中，施莱尔马赫系统性地探索并最终用后现代重构取代了改革宗的信仰表述。他认为人类并非始于历史上的堕落，而是每个人都兼具“神的意识”与“遗忘神”的双重倾向。耶稣的神性仅在于他强烈的“神的意识”，而救赎则体现为教会将耶稣的这种意识传递给后世信徒，最终实现神所更新的普世创造。与此同时，他重塑了神学教育体系。牧职培训不再沿用传统的历史文法解经法，转而以批判性学术研究和新诠释方法为主。施莱尔马赫不再将牧职视为一种需要敬虔委身的神圣呼召，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专业”，旨在培养牧师成为所服务社区的领导者，这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学使命。
图宾根学派（Tubingen School）的F. C. 鲍尔（F. C. Baur）提出：基督教自新约时代起就从未形成统一、连贯且具有权威性的信仰体系。耶路撒冷教会秉持犹太教传统，将耶稣教导视为新律法（雅各所称“至尊律法”），而外邦教会则发展出体系化的神学思想（见于保罗的《罗马书》）。后来罗马教会又引入了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礼仪规范和圣事体系。正统教义的形成，实则是圣经思想与古希腊世界观相互融合的产物，最终形成的经院哲学与耶稣朴素的伦理教导和比喻式教诲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学者们尝试为耶稣立传，但最终发现每部传记都不免带有现代作者的先入之见。然而学界仍普遍认为，若能基于科学和理性原则进行阐释，圣经教导完全可以与现代批判思想相调和。当时盛行一种乐观信念：只要践行耶稣关于“神为天父、人类皆兄弟”的教导，天国将不再是末世论中终结历史的终极事件，而能在现世中逐步实现。
阿尔布雷希特·立敕尔（Albrecht Ritschl ）将天国与基督教团体置于核心地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自由派神学的发展。他指出，世俗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思潮正在瓦解社会的道德凝聚力。在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重构与施莱尔马赫将宗教根基置于直觉的理论基础上，立敕尔提出“道德和好”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福祉的途径，并由此赋予教会革新社会秩序的神圣使命。他认为，现代基督教不应拘泥于构建形而上学体系或拘守耶稣语录的权威文本，而应当从教会悠久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这些传统早已超越了初创时期的文献记载。其弟子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进而通过历史研究，逆转了耶稣关于“神为天父、人类皆兄弟”的朴素教导被教条固化的进程，最终使基督教不再是一套需要信奉的教义，而成为一种值得践行的人生方式。
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正统神学始终主导着基督教发展，但自然神论思想早已悄然渗入宗教领域，连开国元勋们也未能免俗。托马斯·杰斐逊在《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与道德》（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 of Nazareth，1820）中将耶稣的传道事业简化为伦理教导，而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 ，1794）则对一切建制宗教发起猛烈抨击。1805 年，哈佛大学兴起的一位论逐渐渗透公理会体系，随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8 年的神学院演讲，使超验主义思想在新英格兰教会中获得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美国自由派神学的发展较之德国同行整整滞后了一代人的时间。
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 19 世纪的发展，各宗派内部的神学论争愈演愈烈。在长老会、浸信会与公理会中，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从东北部的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到西部边疆的布道者们，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复兴派宣教士们彻底摒弃了推动上一个世纪复兴热潮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形形色色的福音派自由派神学宣扬这样一种常识性观点：宗教复兴并非神主权能的彰显，而是人类恰当运用世俗方法所造就的成果。为应对美国文化扩张中滋生的社会弊病，各式福音派志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公理会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 ）成为美国自由派神学奠基人：他质疑过分强调个人归信的传统，主张以道德赎罪观取代刑罚替代论，并深入剖析了宗教语言的复杂性。
19 世纪后期，社会福音运动在公理会牧师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和浸信会牧师沃尔特·饶申布士的领导下，将福音派自由主义推向实践。他们主张基督教必须实现社会化，既要捍卫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也要在美国文化中切实建立神的国度。在这批改革者眼中，基督教本质上就是一场社会革命。与传统新教将社会行动置于个人归信之后、且从属于神学信条的做法不同，社会福音派将美国文化转型视为首要使命。对此，耶鲁新正统神学家H. 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在《美国的天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中犀利批评道：社会福音所传递的，无非是“一位没有愤怒的神，将没有罪的人，通过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187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方福音派神学依然保持稳定，但是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几乎席卷了北方所有主要教派。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圣经的权威性、科学与圣经的关系、基督位格与事工中的超自然要素，以及达尔文进化论与圣经创世教义能否或如何调和等问题上。这一时期，自由派神学教育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芝加哥神学院奉行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方法论，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发展出人格神学体系，而协和神学院则专注于实践性与体验式教学——各大学派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
自由派神学的影响范围很快超越新教领域。它不仅引发了 1899 年天主教“美国主义”论争，更推动改革派犹太教于 1857 年通过《匹兹堡纲领》（Pittsburgh Platform）。
与此同时，各宗派相继启动多起备受瞩目的异端审判，尤以美国长老会为甚。其中最著名的是协和神学院希伯来语教授查尔斯·A. 布里格斯（Charles A. Briggs）案。这位学者公然捍卫圣经高等批判学的激进结论：他既否定否认摩西是摩西五经作者，又严厉批判旧约诸多篇章的道德缺陷，更坚持认为圣经存在大量谬误。最终因其观点触犯众怒，于 1893 年被长老会解除圣职。
随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矛盾的激化，20 世纪初终于爆发了基要主义-现代主义神学论战。基要主义者系统性地提出五大基本教义，宣称这些是基督教信仰不可动摇的根基：基督由童贞女所生、圣经的默示性与权威性、基督的替代性赎罪、基督的身体复活，以及圣经记载神迹的历史真实性。对此，浸信会牧师哈里·爱默生·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在 1922 年《基要派能赢吗？》的著名讲道中发起正面抨击。他将基要派定性为偏执的教条主义者，并指出这五项基本教义不过是相关教义众多解释理论中的一种而已。
尽管有梅钦等保守派人士奋力抗争——其著作《基督教真伪辩》（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力证两者实属不同宗教——仍未能阻挡自由派神学的汹涌浪潮。至 1930 年代，自由派神学倡导者已成功掌控主流新教神学院、各宗派总部及宗教出版机构，保守派在美国宗教文化主流中沦为边缘群体，不得不另立门户，创建新的教派、神学院与出版社。
随着 1980 年代文化战争的爆发，自由派与保守派围绕美国公共生活主导权的角力再度激化。自由派神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其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持续自我革新——不是通过炮制新信条，而是不断开发新方法来优化人类生存体验。这导致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在主流教派日渐式微之时，自由派神学最重要的衍生品——即“信仰必须与时俱进”这一核心理念——却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世界观。如今主流教派内部的神学讨论已然退居次席，明确神学信条不再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首要任务，参与教会实务反而成为重点。尽管自由派教会的直接影响今非昔比，但作为一种公共世界观的实用自由主义，却在美国公共领域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功。
原始文献
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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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iberal 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