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延续到了 18 世纪，主要体现在约翰·卫斯理与约拿单·爱德华兹等人物之间。卫斯理是一个亚米念主义者，认为意志被赋予了一种先行恩典（prevenient grace），这使得意志可以自由地选择跟随基督；相反，爱德华兹认为，内心的渴望就其根本而言要么来自神、要么来自人的罪性。因此，神对人的选择拥有主权，同时允许人按照自己的渴望进行选择——这正是爱德华兹所定义的人性自由。
关于自由意志在救恩中角色的争论延续至 18 世纪，通过并列比较两位杰出的神学家兼牧师——约翰·卫斯理与约拿单·爱德华兹的神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约翰·卫斯理作为亚米念主义者，主张神赋予了意志一种先行恩典，使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跟随基督。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是否跟随基督，但也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去救恩。此外，卫斯理相信一种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即基督徒可以脱离所有意识到的犯罪。另一方面，身处加尔文主义传统的约拿单·爱德华兹则主张，内心的渴望就其根本而言要么是由神赋予的，要么由堕落人类的有罪本性所决定。这既维护了神的主权、人的责任，也维护了救恩的恩典性质。虽然人的渴望或倾向（inclinations）是被决定的，但人类总是顺着他们的渴望自由地行动，因此爱德华兹的论证也维护了人类意志的自由本质。
约翰·卫斯理和约拿单·爱德华兹是 18 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基督教传道人。他们各自的事工和著作不仅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的基督徒和教会，他们的遗产也被后世所继承。然而，尽管两人都致力于传讲和教导同一个福音，他们的生平经历不同，神学观点也各异。
约翰·卫斯理（1703–1791）早年对敬虔和虔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卫斯理表现出一种严肃的献身精神，其特点是严格遵守道德上的正直。他对虔诚的关注受到了泰勒主教（Bishop Taylor）所著《圣洁生活与以此为乐的操练》（Rules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and Dying）一书的影响。约翰的弟弟查尔斯（Charles）创立了“圣洁会”（Holy Club），这是一个与其他年轻人联合立志追求圣洁的团体。他们也深受威廉·劳（William Law）所著《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影响，该书提倡克己和行善。旁观者嘲笑“圣洁会”，称其成员为“圣经蛀虫”或“循道友”（Methodists，意为循规蹈矩的人）。
尽管有这种过道德生活的决心，约翰回首这段时光时总结说，通过福音，他当时并未真正归信。1737 年，约翰和查尔斯前往美国，计划作为“海外福音推广协会”的宣教士向奇克索印第安人（Chickasaw Indians）传道。途中，他们被一群德国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s）的信徒深深震撼。当他们的船穿越狂风巨浪时，这些摩拉维亚信徒毫无惧色，反而表现出对神的信靠和难以言喻的谦卑。在奇克索的宣教收效甚微后，约翰回到英国，再次遇到了摩拉维亚信徒。这一次，约翰的注意力被一位名叫彼得·博勒（Peter Boehler）的人吸引，他教导说一个人归正有两个标志：第一，这人具有胜过罪本身的权柄；第二，这人确信自己已得赦免，从而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平安。
约翰和查尔斯都认为自己的经历中缺乏这两点，因此充满了焦虑。但在 1738 年 5 月 24 日，约翰参加了伦敦奥尔德斯盖特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个摩拉维亚聚会，他在那里听到有人朗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前言》。约翰感到心里“异常火热”。他后来在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觉得我确实信靠基督，唯独信靠基督得救；我也得到确据，祂以此除去了我的罪，甚至也是我的罪，并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启了他的眼睛，使他明白自己对神的宽恕和永生的信靠。卫斯理意识到，外在的一致性可能看起来像圣洁，但它可能具有欺骗性，并不一定反映一个人是否真正重生。约翰的归正经历对他后来的信念至关重要，即罪人不是靠守律法的行为称义，而是唯独靠信心（by faith alone）。事实上，早在奥尔德斯盖特经历后的那个主日，约翰就登上讲台传讲“唯独信心”（sola fide）和“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
这仅仅是约翰漫长而有影响力的巡回布道事工的开始。约翰也具有管理天赋，这体现在他组织社团的能力上，人们聚集在这些社团中追求圣洁。由于约翰找不到足够的牧师来领导这些社团，他开创了一种巡回制度，让传道人长途跋涉去监督全国各地的社团。这些社团以强调传福音而闻名，但也特别强调圣洁的生活。
虽然约翰·卫斯理坚持基督教救赎论的基要真理（重生、因信称义），但他的一些救赎论侧重点引起了争议。例如，卫斯理认为自己是亚米念主义者，而非加尔文主义者。他主张一种神赋予所有人的先行恩典，这种恩典抵消了原罪的影响。因此，未重生之人的意志有能力回应或者抗拒随后来到的恩典。他认为，人可以挫败恩典的意图和神拯救的努力。一个人是否重生取决于人的意志。神可能会吸引罪人，但祂的恩典不可能是有效的（effectual）或不可抗拒的（irresistible），以免侵犯人作出相反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ontrary choice）。因此，虽然神的恩典是先行的，但他随后的恩典取决于人选择相信的决定，从而使人得以重生。与亚米念主义一致，卫斯理教导说拣选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救赎是普世的（universal），并且确实存在失去救恩的可能性。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使他与当时的加尔文主义者（如乔治·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产生了冲突。
因着他对成圣和圣洁的强烈强调，卫斯理还教导一种形式的基督徒完全论（Christian perfectionism）。需要明确的是，对卫斯理而言，完全意味着基督徒可以达到一种脱离已知之罪（free from known sin）的状态。换句话说，基督徒的圣洁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他不再以有意识的过犯为特征。卫斯理将罪定义为“对已知律法的自愿违背，而这律法是我们有能力遵守的。”如果将罪定义为自愿的、有意识的行为，那么即使一个人的生命中存在无意识的、非自愿的错误行为，他也可以达到无罪的状态。
正如他在 1767 年的著作《基督徒完全的坦率陈述》（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中所见，达到这种基督徒完全的状态是圣灵的恩赐，也是基督徒可以热切追求的。然而，为了不让基督徒过于自信，卫斯理也教导说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救恩。由于他在成圣问题上的亚米念主义观点以及他对完全论的教导，一些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卫斯理陷入了靠行为称义（works-righteousness）的救恩观，这与宗教改革强调的“唯独因信称义”大相径庭。卫斯理不接受这一指控。他声称，所有的救恩，包括完全本身，都完全归功于神的恩典。
约翰·卫斯理讲道的影响力难以估量。有人估计他一生讲道超过 4 万次。另一些人认为他骑马旅行超过 25 万英里，在世界各地宣讲他的布道。到他去世时，大约有 294 名英国的循道会传道人在约翰的监督下工作，这些传道人牧养着数万名循道会信徒，遍布英国和美国。
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1758）与卫斯理同年出生，但他英年早逝，比卫斯理早几十年离世。爱德华兹去世三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认为他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之一。
然而，爱德华兹并不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新英格兰的一位牧师，他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为下一个主日的讲道做准备。有人称他为“最后一位清教徒”，也许是因为他的写作和讲道风格，以及他的神学逻辑和重点，都带有清教徒的味道。一方面，他讲道《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1741），极力强调神的愤怒是对叛逆罪人的公正审判，这一信息旨在感动听众悔改归正。另一方面，爱德华兹写了《天堂，一个充满喜乐的世界》（Heaven, a World of Joy），在书中他不仅沉思了每个信徒在基督里对来世的盼望，还指明了等待信徒的快乐和荣耀。这种未来喜乐的原因完全在于谁在天堂，即神自己，爱德华兹说，祂是美丽和爱的无限源泉。对爱德华兹来说，神的荣耀和基督徒的喜乐并不对立，而是内在交织的。
爱德华兹也是一位严谨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在与启蒙思想交锋的过程中，爱德华兹试图探讨如何通过信仰和理性的眼光来构想基督教信仰。同时，爱德华兹视自己为加尔文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捍卫恩典教义以对抗亚米念主义的对手。但他采用了一种切合当时背景的方式。在他 1754 年的著作《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中，爱德华兹反驳了亚米念主义的自由意志观，提出意志是受内部和外部因素（无论是罪、世界还是神自己）必然性（necessitated）约束的。因此，人的倾向（inclinations）不是自主的，而是必然会选择这一事物而非那一事物。否则，人们无法解释决策过程中的动机。然而，尽管一个人可能必然选择A而不是B，但因为人总是按照他最强烈的倾向进行选择，所以他的选择仍然是自由的。
在恩典问题上，爱德华兹区分了自然能力（natural ability）和道德能力（moral ability）。前者是生而为人所固有的肉体属性，后者是受原罪影响的属灵属性。在堕落后的世界里，人可能拥有物理官能，即选择的能力，但在属灵上是被奴役的，缺乏选择神而非罪恶和世界的属灵能力。
因此，未重生之人迫切需要的是重生，在重生中圣灵将新生命吹入属灵死亡的人里面。在此过程中，圣灵更新并重塑人的倾向。以前他恨恶基督，但现在他渴望基督胜过生命本身。他的倾向受到圣灵有效恩典（effectual grace）的必然约束，然而由于圣灵的重生工作，他的倾向不再是抵挡基督，而是支持基督，甚至信靠基督。简而言之，爱德华兹建立在前人的贡献之上，以一种他认为符合加尔文主义自然与恩典观的方式定义了意志的自由。早在 1733 年，从像《神圣与超然之光》（A Divine and Supernatural Light）这样的讲道中，就可以看到他成熟思想的萌芽。
尽管我们可能专注于他的智识成就，但我们不能忽视爱德华兹的牧养贡献。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爱德华兹的外祖父，是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教会的牧师。爱德华兹从 1727 年开始在斯托达德手下服侍，并于 1729 年斯托达德去世后继任。
从 1734 年到 1735 年，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教会经历了一场大觉醒（awakening）。爱德华兹宣讲了一系列关于“唯独因信称义”的布道（他在耶鲁大学的硕士论文也是关于同一主题）。结果，他会众中的许多人以及更广泛的人群感到扎心，被感动去悔改并信靠基督，同时也更加致力于圣洁和对他人的坚定之爱。在《忠实的叙述》（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 and the Neighbouring Towns and Villages of New [sic] Hampshire in New-England, 1737）中，爱德华兹写到了这一经历：
“公开宣讲了一些关于……唯独因信称义的事情……证明这是在此地合时宜的话语；并且极其明显地伴随着上天对本镇人民灵魂的非凡祝福……就在那时，在[1734 年]12 月下旬，神的灵开始非同寻常地介入，并在我们中间奇妙地作工；突然之间，接二连三地，有五六个人归向了神，其中一些人的改变方式非常引人注目。”（第 149 页）
爱德华兹描述了这在实际生活中的样子：
“虽然人们通常没有忽略他们的世俗事务，但宗教是各阶层人士最关心的事，世界只是顺带一提的东西。他们眼中唯一的事就是进入天国，每个人似乎都在努力进入。他们内心对这件大事的投入无法掩饰，表现在他们的面容上。那时在我们中间，若是没有在基督里，每天都有掉进地狱的危险，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人们的心思专注于逃命，以此躲避将来的忿怒。所有人都急切地抓住机会为了他们的灵魂，并习惯于经常在私人住宅聚会，为了宗教目的：这些聚会一旦安排，总是挤满了人。”（第 150 页）
这种突然的觉醒简直是非凡的。在一个只有 1200 人的城镇里，仅仅六个月内就有 300 人得救。在 1735 年 3 月和 4 月的高峰期，每周有 30 人归正。它对更广泛社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神这项工作的开展，真正圣徒人数的倍增，很快使这个城镇发生了荣耀的改变：以至于……这个城镇似乎充满了神的同在：它从未如此充满爱，也从未如此充满喜乐，却又如此充满忧伤，就像那时一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神同在的显著记号。这是家庭因救恩临到而喜乐的时刻；父母为重生的孩子欢喜，丈夫为妻子，妻子为丈夫欢喜。那时在祂的圣所中可见神的作为，神的日子是一种喜乐，祂的居所是可爱的。那时我们的公开聚会是美丽的：会众在神的事奉中充满活力，每个人都热切专注于公共敬拜，每个听众都渴望痛饮牧师口中说出的话语；会众大体上时不时流泪，当道被宣讲时；有些是因为悲伤和痛苦哭泣，有些是因为喜乐和爱，还有些是因为对邻舍灵魂的怜悯和关切。”（第 151 页）
后来，爱德华兹撰写了《宗教情操真伪辩》（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中译参考《宗教情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繁体版由改革宗翻译社出版）。在书中，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和笔触审视了基督徒的属灵体验，辨析真假归正，以及真实的圣洁与虚假形式的区别。此后没有任何著作能在对真假复兴及随之而来的属灵本质分析评估上与爱德华兹相媲美。
尽管有这样的觉醒，爱德华兹的牧养事工并没有善终。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德华兹明显不同意他的前任所罗门·斯托达德的做法，后者允许未归正的人领受圣餐。加上涉及个性甚至整个家族的一系列复杂事件，导致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对爱德华兹产生反感。结果如何？爱德华兹在 1750 年被解雇。这一悲剧性的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爱德华兹和他的家人前往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向美洲原住民传道。这一转变也使爱德华兹能够专心写作，产生了一系列神学出版物的爆发，如果不是这样，爱德华兹可能无法完成这些著作。
到了 1757 年，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普林斯顿学院邀请爱德华兹担任校长，爱德华兹接受了。次年一月，爱德华兹搬家，他的家人预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跟随他去普林斯顿。但在 3 月 22 日，爱德华兹因给自己接种天花疫苗意外去世。他的死既令人震惊又令人悲痛。
然而，正如在生时一样，爱德华兹在死时也谈到了他与妻子萨拉（Sarah）之间“非同寻常的联合”，并信靠神的旨意、祂如父亲般的看顾和信实。知道死亡临近，爱德华兹对他的女儿露西（Lucy）说：
“亲爱的露西，看来神的旨意是我必须很快离开你了；因此，请将我最深情的爱带给我亲爱的妻子，并告诉她，我们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非同寻常的联合，本质上是属灵的，我相信因此将永远持续下去：我希望她在如此巨大的试炼下得到支撑，并快乐地顺服神的旨意。至于我的孩子们，你们现在将要失去父亲，我希望这将成为你们所有人寻求一位永不离弃你们的天父的动力。”（记录于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
萨拉的回应像她的丈夫一样，反映了即使在巨大的悲痛中也对神圣护理和仁慈的信靠：
“我非常亲爱的孩子，我该说什么呢？一位圣洁和良善的神用乌云笼罩了我们！……是主做的。祂让我因我们拥有他[约拿单]这么久而敬拜祂的良善。但我的神活着：祂拥有我的心。以此，我的丈夫、你们的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遗产！我们都献给了神；我在那里，我也爱在那里。”（在给她女儿的一封信中）。
确实是一份伟大的遗产。
编注：本文为“简明神学”系列专文之一，本文所表达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本文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署名-相同方式共享（Attribution-ShareAlike, CC BY-SA 4.0）协议免费提供给公众，允许用户以其它媒体/格式和改编/翻译其中内容，但需要附上原文链接、指出自己所做的修改，并采用同样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译：DeepL；校：JXF。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Battle of the Will, Part 4: John Wesley and Jonathan Edw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