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一个周一早晨，拉斯·格雷格（Russ Gregg）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他辞去了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富裕郊区一所基督教学校的发展主任职位，只因为前一天听到的一场讲道。讲道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他：“去为神做些看似疯狂的事。”
就这样，他来到全市最贫困、治安最差的社区，决心创办一所古典基督教学校。当时要什么没什么：没有老师、没有生源、没有校舍、也没有资金支持。但格雷格始终抱着一个简单信念：要用对待自己孩子的心，去爱这些邻里的孩子。他想给这些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像他给自己孩子提供的那种教育。
十七年过去，希望学院（Hope Academy）从最初在教会地下室收留 35 个学生开始，如今已经发展到拥有七层教学楼、500 名学生的规模。更令人惊叹的是，该校五届毕业生中 99%都拿到了高中文凭，其中 95%被本科或专科院校录取，还有几个学生获得了私立文理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社区，有一半的孩子连高中都毕不了业，”格雷格感慨道，“就算能毕业，阅读水平也就相当于初中生。”但让他最欣慰的，是看到学生们在信仰上结出的美好果实。
希望学院的成功，折射出古典基督教教育在美国的蓬勃发展。1993 年全美只有 10 所这类学校，到 2003 年就增长到 153 所。如今，仅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简称ACCS）旗下的 251 所会员学校，每年就培养超过 4.3 万名学生。如果算上非会员学校和在家上学的学生，专家估计全美每年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总数在 20 万到 30 万之间。
虽然“古典教育”这个称谓是新近出现的，但这种教育实践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代。
“在 19 世纪末之前，我们所说的‘古典教育’其实就是最常见的教育，”古典教育运动领军人物、古典学术出版社（Classical Academic Press）创始人克里斯托弗·佩林（Christopher Perrin）解释道，“现在需要特别加上‘古典’这个定语，恰恰说明我们正在重新找回这种教育传统。”
佩林指出，到了 19 世纪末，古典教育开始变得“僵化”。虽然当时还有一些不错的学校，但也存在“过于严苛、缺乏活力”的问题。
当时，多种因素共同催生了现代进步主义教育的兴起。随着工业革命、移民潮、科技发展和社会科学兴起，古典教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20 世纪初，著名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提出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他否定绝对真理，认为教育应该以实用为目的，重点培养人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杜威看来，教育就是要让人掌握特定领域的实用技能，比如经商、行医、做家务或在工厂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让一部分人接受职业教育，另一部分人学习管理技能，但都是为了实用目的，”古典教育研究机构喀耳刻学院（Circe Institute）创始人安德鲁·克恩（Andrew Kern）这样总结道。这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很快风靡全美，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进步主义教育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古典教育几乎消失殆尽。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唯理达学校（Veritas）校长基思·尼克斯（Keith Nix）说：“教育的目标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变成了要教会他们什么技能。”尼克斯同时担任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和古典学习协会（Society of Classical Learning，简称SCL）的理事。“我们不仅逐渐取消了拉丁语等传统课程，就连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也被重新定义。如果把数学仅仅看作是人造工具，学生只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而不会去探索数学中蕴含的真善美。”
尼克斯指出，当我们将数学视为上帝赐予的美好礼物时，整个认知框架都会改变。“重要的不再是‘这对我有什么用’，而是‘我该如何回应这份恩赐’，以及‘在探索数学的过程中，我正在成为怎样的人’。”
当西方教育逐渐背离传统时，作家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 1947 年的论文《失落的学问工具》（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中敲响了警钟。她写道：
一个遗忘根基的文明正以集体的愚昧，迫使教师们在一座建于流沙之上的教育大厦中勉力支撑。他们代替学生完成了本该由学生自己完成的工作。因为教育的唯一真谛就是：教人如何自主学习；任何背离这一宗旨的教学都是徒劳。
C.S.路易斯在《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中同样警示现代教育体系的隐患：
对古时智者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让灵魂符合实在（reality），而其解决之途在于知识、自律和德性。对方术和应用科学而言，问题则是如何让实在附从人之想望。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三所古典学校不约而同地在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和堪萨斯州破土而出。“要说古典教育最不可能萌芽的三个地方，非这三处莫属。”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主席大卫·古德温（David Goodwin）回忆道。
其中，位于爱达荷州莫斯科市的逻各斯学校直接催生了《重拾失落的学问工具》（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 ）这本著作。古德温表示：“这本书引用塞耶斯的观点，在五年内催生了约 100 所古典学校。”
这些学校重新开设了从《创世记》到现代按时间轴讲授的历史课程——在杜威的教育体系里，历史课早已被社会科学取代。他们采用自然拼读法教学，重拾经典文学和拉丁文词卡，引入苏格拉底式讨论，恢复校服制度。更重要的，他们教导圣灵的果实，致力于塑造学童的灵魂，引导他们最终能寻求并爱慕上帝。
佩林指出，这些教育元素几十年来并未完全消失，只是变得支离破碎。
“现在我们正试图把散落的珍珠重新串成项链，”他形象地比喻，“就像没有参照图却要完成拼图。”
进入 21 世纪，在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古典学习协会和喀耳刻学院等组织的推动下，一场以“真、善、美”三大圣经理念为核心的古典教育复兴运动逐渐成形。
教育工作者们首先致力于重建沿袭数百年的课程体系——“三艺”教学法（trivium）。这套体系根据儿童成长的三个阶段量身定制：
第一阶段（1-4 年级）被称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师会花很多时间给孩子讲故事，而孩子们也会利用这个黄金记忆时期来背诵数学公式、历史年表和圣经经文。
第二阶段（5-8 年级）是逻辑学校（logic school）。在复习基础知识的同时，教师会更深入讲解，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鼓励他们对所学内容进行质疑、辩论和验证。
第三阶段（9-12 年级）进入修辞学校（rhetoric school）。学生们开始深度研读经典文本，锤炼写作与演讲能力，将经过验证的真理清晰有力地表达出来。
然而，古典教育的使命不仅止于传授真理，更要培育学生生命中的良善。
“希望学院的一个首要价值观，就是培养美德——圣灵的果实，”格雷格说，“当发现有学生欺凌同学时，我们会向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同时传递福音的喜讯，这能带来悔改与和解。”
希望学院坚持推动家长深度参与，尽管在这个区域很难做到。
“很多学校认为与家庭互动没有丝毫作用，”格雷格说，“但我们逆势而行，总是努力地邀请家长参与。"
每年教师都会去每个学生的家里做家访，家长每年也必须参加两次周六工作坊，学习如何支持子女教育。学校还会给家长发“成绩单”，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参与情况。
“在我们社区，普通学校的家长会出席率只有 15%，”格雷格说，“而我们首日出席率达 97%，剩余 3%会在下周补开。”
这是因为希望学院规定：未参加家长会的学生需暂缓返校。
“新生家长起初都不相信我们会严格执行，”他说，“但我们说到做到。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督促。”
这种家校共建培育出的爱的共同体，往往比学术成就更能吸引潜在家长。“仅仅办成大学预备校，这个目标太狭隘了，”尼克斯说，“每当我们讨论要建立怎样的学校时，总会回归这个问题：‘这些学生长大之后，到 30 岁、40 岁、60 岁时，他们会成为怎样的公民、怎样的人、怎样的基督徒？我们希望这些五年级学生将来成为怎样的长者？’”
这样的问题改变了一切，尼克斯说。
佩林警示道：“魔鬼的伎俩就是让我们过分关注‘好’的事物，却忽略了‘最好的’。如果我们只重视课程而忽视基督之爱，就是把次要当首要，最终会毁掉一切。”
佩林这样描述古典学校的发展历程：“最开始的几年，我们专注课程体系要传达真理，中期着重建设校园共同体，而最近五到七年，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教育之美’的探索。”
走进这些学校，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刺眼的荧光灯、廉价的塑料海报或是杂乱无章的教室。教育者们正在重新思考：如何让校园建筑本身就成为美的化身？
“现在很多学校都在讨论：‘教室的美应该是什么样子？走廊的美又该如何体现？’”佩林说道。
这种对美的追求已经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每个细节：清晨或午后，一些学校会召集学生在走廊无伴奏合唱圣诗，用歌声祝福新的一天；另一些学校则精心安排午餐时光：大家围坐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圆桌旁，在真人演奏的古典音乐陪伴下愉快进餐。
然而古典教育的版图不仅限于学校。即使是在家教育的领域，古典基督教教育同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佩林指出，虽然在过去，大多数做在家教育的家庭都采用“混合型”课程体系，但近年来选择古典教育课程的家庭正在快速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典对话”（Classical Conversations）在家教育项目，目前已经为超过 10 万名学生提供服务。而苏珊·怀斯·鲍尔（Susan Wise Bauer）的经典著作《优质教育启蒙：家庭教育如何从古典主义中寻求办法》（The Well-Trained Mind: A Guide to Classical Education at Home, ）自 1999 年出版以来销量已突破 10 万册，目前已经推出第四版。
在高等教育领域，古典学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师资培养问题。克恩表示，即便是现在，接受过系统古典教育的教师仍然屈指可数。
随着越来越多接受古典教育的学生进入大学校园，高校不得不调整培养方案来适应这一新趋势。
在这场古典教育复兴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新圣安德鲁学院（New Saint Andrews）就是典型代表。这所 1994 年创办于爱达荷州的学院，最初仅有来自当地教会的 4 名学生，如今已经发展到近 2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规模。
佩林介绍说，其他高校也正在跟进这一趋势。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新增了古典研究辅修专业；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开设了古典教学法辅修课程；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伟大文本”（Great Texts）项目和休斯顿浸会大学（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的文科硕士项目，都在为培养古典基督教教师提供专业支持。
古典教育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它常被视为专为高智商富裕家庭子女服务的教育模式。这种刻板印象并非全无依据——接受古典教育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确实表现更优，而私立教育本就比公立教育昂贵。数据显示，ACCS的学校年均学费高达 7000 美元。
但格雷格的希望学院用事实打破了这一成见：该校 75%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80%是少数族裔。
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却是周边公立学校学生的三倍。更难得的是，这些成绩是在年均 9000 美元的教育投入下取得的——相比之下，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生均年支出为 12000 美元，而明尼阿波利斯私立学校更是高达 21000 美元。
当然，对于年收入中位数不足 28000 美元的家庭来说，9000 美元仍是天文数字。格雷格介绍，该校所有学生都采用奖学金模式：家长根据经济状况支付费用（多数家庭年均支付约 600 美元），其余部分由资助人承担。要保持 88%的高续读率，为 500 名学生寻找资助人并非易事。“我们每年都需要新增 40-50 位资助人，”格雷格说，“他们相信通过上帝为中心的教育，能够真正改变城市贫民区的未来。”
希望学院所在的七层教学楼曾是所公立学校，后因未能达成教学目标而关闭。
如今，格雷格正筹资 700 万美元用于扩建：新增 10 间教室、第二体育馆和更宽敞的餐厅，计划五年内将学生人数从 500 名增至 700 名。
同时，他还筹募 300 万美元用于在全国建立 10 所希望学院分校，首所将于明年秋季在休斯顿第五区落成。
尽管面临宗教自由和学生基础薄弱等挑战，格雷格依然充满信心：“赋予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正是我想为我的邻舍们提供的教育。”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