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意外引发轩然大波。记者理查德·福塞特（Richard Fausset）在文中描述了一位名叫托尼·霍瓦特（Tony Hovater）的俄亥俄州男子。表面上看，他不过是个普通郊区居民：在Trader Joe's购物，去Applebee's用餐——然而，此人同时竟也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篇题为《美国腹地的仇恨之声》（A Voice of Hate in America’s Heartland）的特写报道，因被批评者认为有“美化”明显罪恶之嫌而激起强烈反响，甚至促使《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算是致歉声明的补充：

本报记者与编辑对文章的基调与内容进行了反复斟酌。该文章的目的绝不是将邪恶合理化，而是试图揭示仇恨与极端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已变得何等普遍，其程度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霍瓦特先生定义为偏执狂、纳粹同情者，并指出他在脸书上发布过多张美国纳粹化的图片，图片中都是快乐的白人和随处可见的纳粹卐字标志。

我们理解部分读者期待更强烈的批判立场，对此我们完全明白……文章冒犯了众多读者，为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承认，大家可能对如何讲述一则令人不适的故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必须更深入，而非更浅表地，揭露美国社会最极端的角落及其栖居者。这正是本文试图完成的任务，尽管它并不完美。

如果你问我的话，这道歉多少有些勉强。但我认为，无论是原文还是激愤的批评声浪中，其实暗含着两点共识：其一，世上确存在某些骇人听闻的罪恶（例如纳粹主义），它们超越一切人类良知的底线，其理念与行径可谓荒诞可怖。用我们的话说，有些罪确比别的罪更重；其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类骇人之罪竟如此普遍。

于是，就有了我们“身边的纳粹”。

我认为，《纽约时报》试图传递的正是这种“平常性”。如果想更清晰地表达这一点，或许需要一篇评论文章，而非直白的新闻报道。但我猜想，他们原以为我们都清楚纳粹的罪恶，却没想到公众会误以为他们在淡化白人至上主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因为它无处不在。

当然，许多非白人朋友多年来一直试图告诉我们这一点。

《纽约时报》的尝试是否成功，或许取决于读者的视角。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他们企图将种族主义正常化。但话又说回来，这类人物特写还能带来多少新的启示呢？2016 年大选难道没有向我们充分展示，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文化常态”，朋友和家人愿意在意识形态上做出多少妥协（包括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容忍）？如果能在Applebee's享用买一送一的开胃菜，种族主义又算得了什么？再换句话说，总统候选人有点种族主义又如何？

将白人至上主义简单归类为“欧洲法西斯独裁者”或“南方乡间疯汉”很容易，也更便于我们应对。可当我们在“会计部的托德”或“祖父”这样的标签下发现这种思想时，才会感到震惊——仿佛它放错了地方。

在如今几乎每日爆出的名人性骚扰与性侵指控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现象。像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臃肿猥琐的家伙，很容易被认定是罪犯。但马特·劳尔（Matt Lauer）呢？他看起来那么友善，英俊潇洒，还是那个陪伴我们开始美好一天的名主播呢。

莎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在公开反思好友、喜剧演员路易·CK（Louis CK）的过错时，显得无比痛心。“你能去爱一个做了坏事的人吗？”她问道。而本周，当劳尔多年骚扰（及涉嫌性侵）的丑闻曝光后，他在《今日秀》的搭档萨凡纳·格思里（Savannah Guthrie）表示：“我为马特心碎。他是我亲密的挚友、搭档，也是这里许多许多人深爱着的人。”是啊，就连那个俄亥俄州的纳粹分子，不也被人爱着吗？

好莱坞建制派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或许当这些人从理想主义的高头大马上跌落后，主会大大借着这机会让他们悔改。

希望主也会对我们这样做。毕竟，审判总是先从神的家起首。

如果性道德与种族歧视的罪都已不再让人侧目而视了呢？甚至福音派也对此淡然处之呢？

今晨在《联邦党人》网站上，出现了一篇题为《阿拉巴马人为何应投票给罗伊·摩尔》（Why Alabamians Should Vote for Roy Moore）的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即便罗伊·摩尔确实犯下被指控的罪行，阿拉巴马人仍有权利投票给他，他们不该让民主党人与‘永不支持特朗普者’用这种方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不投票给罗伊·摩尔。

各位读者，容我提醒一下，摩尔受到的指控是恋童癖，他作为成年男性，长期追求未成年少女，有的甚至只有 14 岁。你可以认为这些指控不可信（我就直话直说吧，我相信），但文章作者却声称可信度无关紧要。此刻我们只能托腮低叹：“请继续。”

三十出头的摩尔确实喜欢追那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这种做法在那些年代似乎并不罕见。事实上，这种做法历史悠久，特别是如果你想组建大家庭的话，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你甚至可称其为“完全正常”。作者继而引用《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既然如此，一点恋童癖算什么？罪无大小之分。若你坚持罪有轻重，作者断言那只是“道德作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将摩尔与对手道格·琼斯比较，声称摩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反而推翻了他全文的立论。如果我们都是罪人，而且罪无大小之别，那么我不投票给那个喜爱未成年少女的人，或许也无妨？

读到此处，你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不适？你的反应很正常。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果他还是基督徒的话，也肯定是已经快掉下信仰悬崖的乡野愚民了。又或者，他可能是某浸信会大学的教授？

公平地说，塔利·博兰（Tully Borland）表示，自己有一个 14 岁的女儿，如果他发现摩尔染指她的话，他会好好收拾摩尔一顿。然后，继续投票给他。因为有些东西比道德更重要。

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一类的言论，类似的话语在我们周围不断传播、分享、推广、赢得喝彩，这恰恰揭示了罪的本质。这让我不禁想起那个“寻常的”俄亥俄州纳粹分子。我们看到——而且还在不断地看到——猖狂的罪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无数看似“正常”的邻家男子向弱势女性暴露自己的身体、在网络匿名散布种族煽动言论、为政治权力背弃圣经纯洁性甚至令恋童癖在“价值观选民”眼中不再成为污点时，直面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一切混乱是反常的，或者它来自“隔壁”。那警示的呼声，正从我们自己的屋内传来。

这才是《罗马书》3:23 的真正含义——并非“罪皆等同，权力当前小节何妨”，而是指出悖逆的畸变影响着所有人。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警醒，时刻戒备，勇于问责。这不只是针对“那些人”，更是针对我们自己。罪具有欺骗性。当我们纵容罪，违背神荣耀的亏缺不仅导致灵性混乱，更会使人变得愚拙。

当然了，你我或许不支持纳粹，也不会对性侵漠然无视。但我们看哪些罪如平常小事？我们又玩过哪些道德等值游戏？我们又如何自知呢？

1963 年，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版了至今仍具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书中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阿伦特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人人内心皆有纳粹”（尽管从圣经角度或许可这样说），而是指出像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般将明显罪恶常态化的人，通常并不是出于怪诞的心理或缜密的意识形态，而是源于情感化的陈词滥调与个人利益。阿伦特在别处更直指艾希曼“愚不可及”。

同样愚蠢的是这种想法：在末日的审判台前，我们坦然注视审判者，平心静气地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选了两害相权之轻者吗？”此刻，这选择或许十分平常；但终有一日，它将被显明为十分愚昧。

求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更拯救我们不要以恶为善。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作者博客：The Sinner Next Door and the Banality of E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