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全球圣公会领袖会议（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简称 GAFCON）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发表《殉道者日声明》（Martyrs’ Day statement）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从贝尔法斯特到悉尼，再到达拉斯，它一路随行：我们是否刚刚见证了一个新普世圣公宗的诞生？
有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这份声明措辞强烈，提到要对“普世圣公宗进行重新整合”，并首次使用了“全球圣公宗”（Global Anglican Communion，简称 GAC）这个称谓。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分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不是一份独立宣言，而是一份回归本源的信仰告白。它申明，圣公宗始终、并将继续立足于神永恒的话语之上。
正如《以赛亚书》40:8 所提醒我们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事实上，GAC 并非新生事物。它代表着圣公宗大家庭的一次回归——回到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的信仰中心，并在英格兰宗教改革所奠定的神学框架中践行信仰。
从一开始，圣公宗的认同就不是建立在对某一个职位的效忠之上，而是植根于共同的信仰告白，这具体体现在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和礼文（Ordinal）中。早在圣公会四大支柱（Instruments of Communion）这个说法出现之前，这些文献就已奠定了圣公会合一的根基。当时还没有人把坎特伯雷大主教、兰柏会议、圣公会咨询理事会或大主教会议视为教会合一的根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圣公会领袖会议的领袖们写道：“我们如今不再只是普世圣公宗中的一个团契；因为坚持历史性的圣公宗教义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普世圣公宗。”他们并不是在建立一个对立的教会，而是在申明自己与历史上的改教家一脉相承。正是那些改教家在圣经权威下，将英格兰教会带回了使徒信仰。
许多人以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或兰柏会议自始至终都是界定圣公宗合一的关键。但事实上，这些安排在圣公宗历史中出现得相对较晚。
第一届兰柏会议是在 1867 年才召开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逐渐承担起全球性的象征角色，也是在大英帝国衰落、各地教会转为独立国家教会之后才形成的。我曾在加拿大服事，当时一些堂会门口仍挂着“在加拿大的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Canada）的牌子，清楚地提醒人们那段殖民历史。随着这些教会走向自治，坎特伯雷的角色也逐渐成为召集者，而不是治理者。
圣公会咨询理事会成立于 1971 年，大主教会议始于 1979 年。它们原本只是为了帮助各地教会保持联络、促进团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机构逐渐被赋予一种模糊的、未明文规定的权威，人们似乎期待它们来解决教会内部严重的分裂和教义争议。
但现实已经证明，这些支柱并没有能力纠正那些公开否认圣经真理的教省。初代教会中，当有人“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加 1:6）时，使徒保罗的做法是直接面对并明确责备；而今天的体制却常常回避冲突，对已然蔓延的错谬教导束手无策。《殉道者日声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示了圣公宗在漫长岁月中的偏离轨迹，并将教会重新引向那真正的根基，即忠心传讲、认真教导、切实活出神的话语。
在英格兰，主教仍由王室任命。这一传统昭示着英国国教至今尚未脱离国家体制。这种模式或许适合全英的首席主教，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教会的标准
在世界其他地区，主教是由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共同选举产生的。全球圣公宗（GAC）的 大主教委员会正是遵循这一合乎圣经的共同分辨原则。其本质是共议共治，不是殖民遗风；是以信仰告白为纽带建立的国际团契，而不是靠帝国历史维系的共同体。
这一点非常关键。承担教会监督职分的人，应当是在神的话语指引下，由神的百姓、在圣灵带领中拣选出来的。正如圣经所教导的：“监督……必须无可指责……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多 1:7、9）教会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些在政治场合或社交圈中表现得体的人，讨掌权者或精英们喜欢。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主教能否让权贵青眼有加，而在于他是否“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提后 4:2）。
这场更新的核心，是 2008 年发表的《耶路撒冷声明》（Jerusalem Statement）。声明清楚确认：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并且“包含一切得救所必需的真理”。因此，圣经应当“按其清楚、正典的意义被翻译、被阅读、被宣讲、被教导，并被遵行，同时尊重教会历世历代一致的解读”（第二条）。
这正是圣公宗解读圣经的传统——忠于经文本身的意思，受教会历史见证的塑造。这样的解读也塑造着基督徒的良知。第十三条进一步宣告：“我们拒绝那些在言语或行为上否认正统信仰之教会与领袖的权威。”有些人误以为，这意味着必须立刻与所有在教义上已经妥协的教区或省区彻底分离。但事实上，这条声明所要求的，是拒绝错误的权威；至于是否必须因此离开所在的省区，则应当由个人的良心来判断。
从一开始，全球圣公会领袖会议就同时尊重“留下的人”和“离开的人”，就是那些因着良心的缘故，在已经偏离的教会体制内部坚持真理的人，以及那些同样出于良心，在体制之外为真道争辩的人。对那些在制度上仍与坎特伯雷或英格兰教会有所隶属的圣公会基督徒来说，“隶属关系”（affiliation）而非“成员身份”（membership）这一表述，意味着他们既能与普世正统多数派保持团契，又不脱离当地教会的现实约束。
正如马丁·路德在沃木斯会议上所说：“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捆绑……违背良心既不正当，也不安全。”这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真正的合一，来自内心的确信，而不是外在的强迫——扎根于圣经，通过团契表达，而不是靠制度归属维系。
批评者常把这一时刻称为“分裂”。但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真正的改革，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对十六世纪的托马斯·克莱默（Thomas Cranmer）和约翰·朱厄尔（John Jewel）是如此，十八世纪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亦然。
分裂与改革的区别在于其动机。因骄傲而造成的分裂是罪，在次要问题上分裂实无必要，但为了福音真理而作出的区分，却是忠心的表现。巴刻在 2007 年的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从一个已偏离正统、扭曲福音的统一体制中退出……不应被称为分裂，而应称为重新归正。”
这也正是《殉道者日宣言》所宣告的：为福音缘故的重新归正。
此番重整不仅是圣公宗内部的故事，更是全球基督教广泛更新浪潮的一部分。在许多宗派中，福音派基督徒正意识到：当教会体制偏离圣经时，忠心有时意味着需要勇敢地推动改革。全球圣公宗正在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这个普世团契拒绝用圣经真理换取文化认同。
无论是在圣公宗、循道宗，还是独立教会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其实是一样的：“你们务要警醒，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 16:13）
这份声明也坦率承认，未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2026 年三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GAFCON G26 主教大会上，将有数百位主教齐聚，在祷告中共同探讨组织架构、接纳成员、动员团契履行使命等具体事项，继续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争辩”（犹 1:3）。
自声明发表以来，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但在全球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最常听到的回应却只有一个词：“终于。”圣公宗中占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终于清楚地发声了，明确宣告：我们的团契不是建立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那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之上；不是靠继承下来的控制结构，而是靠共同的信仰告白；不是为了制度运作的方便，而是出于对福音的真实确信。
这一刻发生在“殉道者日”，实在再合适不过了。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之所以殉道，是因为他们坚信：救恩与权柄只在耶稣基督一人身上。他们点燃的烛光并未熄灭——不仅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也仍然在西方世界那一小群忠心的余民中燃烧。
全球圣公宗正行走在这同样的光中。这不是新的火焰，而是同一福音之火，由依然相信拉蒂默与里德利所信之道的全球教会传递：“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后 2:9）。
全球圣公宗不是一个新的共同体。这是同一间教会，再次被神的话语革新。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Not a New Communion: Anglican Reformers Are Always Called Schisma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