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祛魅”（Disenchanted）这个词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而广为人知，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感受——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身，都不再拥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在政治、官僚体制或经济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里，我们充其量不过是里面的齿轮罢了。
这里有种深刻的讽刺。人类确实出色——我们所能成就的事，无论好坏，都是其他任何生命所无法企及的。我们能创作出动人的艺术，能研发出救治疾病的良方；但同时，我们也会蓄意行恶，甚至制造出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然而，人类如此智慧的结晶最终带来的结果，竟是让我们在自己眼中变得渺小。人的智识与技术越是精进，我们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那份神秘感，便越是消磨殆尽。到头来，我们不过是一堆原材料——或许天赋异禀，但终究无足轻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听到有人呼吁让世界复魅，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问题是因为唯物主义使我们变得浅薄，那么答案就是重新发现那失落的存在深度，重燃对生命之谜的敬畏。即便在这个祛魅的世界里，依然有些蛛丝马迹指向某种更深的东西：慷慨壮举的故事仍能激励人心，爱情依然真实地降临在许多人身上，而我们对祛魅本身的不满与抗拒，本身就说明我们渴望一些更多的东西。
然而，祛魅与复魅的说法，尽管有些道理，却终究不够——无论是作为解读这世界之病症的诊断框架，还是作为开出对症药方的解决之道，都是如此。
以堕胎议题的话语转变为例。三十年前，堕胎倡导者的口号是“安全、合法、罕见”。这正是我们在一个祛魅世界里所能预期的那种态度，带着几分无可奈何，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时我们不得不去做自己厌恶的事。堕胎是一种不光彩的医疗手段，某些情形下是必要之举。
这与 2024 年美国大选期间那些抢占头条的支持堕胎权的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支持堕胎的倡导者“高声宣扬”自己的堕胎经历，十分自豪；有人甚至把口号印在T恤上招摇过市。他们说堕胎是基本的人权。言下之意，不让人堕胎，就是剥夺人之为人的根本。
这一话语的转变意味深长，因为它揭示出，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一个祛魅的世界，它开始积极摧毁那些曾被视为神圣的事物，乐此不疲。
母腹中的胎儿不过是其中一例，性革命是另一例。仅仅让社会对许多不道德的性行为免予法律制裁或不再施加舆论谴责，已经无法满足大众了。当今文化还要颂扬那些放纵私欲的人，将那些持守贞洁、节制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纽带的人妖魔化。
贝尔法斯特市政厅最近安装了一扇彩色玻璃窗，上面赫然写着：“从阿尔斯特手中救出所多玛”（一种调侃，形容形容为了对抗更可怕的邪恶或枷锁，反而要去拯救一个原本腐朽、堕落、不值得被拯救的对象。——译注）。无论是它的艺术形式还是语言表达，都源自宗教传统，然而它却正是借这传统来嘲弄基督教的道德信念。这与其说是祛魅的倦怠，不如说是打碎偶像的狂喜。
再来看看科技界大佬们对超人类主义项目的激情投入。这场游戏的目标，已经越来越不是通过扩展人的能动性来丰富人类生活。超人类主义项目是为了彻底超越人类自身的限制——超越肉体、超越死亡、超越智力。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最脆弱的人，接下来或许是所有人。即便如此，大佬们依然义无反顾，不计后果。那种超越人类局限的亢奋与刺激，哪怕要以自我毁灭为代价，也是诱惑难挡。
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神学根源。早在 19 世纪，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已洞察到，“弑神”是一件令人极度亢奋的体验。在马克思看来，摧毁宗教以及维护宗教的上帝，是实现人类解放与革命的必要前奏。而对尼采而言，没有什么能比亲手沾染神明之血，更让人感受到权力带来的狂妄。
这必然导致人们开始攻击受造界中上帝权柄最显著的标志：人类。人按上帝的形象所造，是上帝对这世界拥有权柄和统治权的象征。唯有将这形象彻底摧毁——逾越其限制，自立规则，自创价值——上帝之死才能真正实现。
在尼采看来，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们在这件事上功亏一篑。他们虽然剥除了上帝活生生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却又通过宣称宇宙中存在某种道德架构（尤其是所谓的“人性”观念），将上帝又悄悄请了回来。要从这位死去的上帝那里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扫除世上一切关于人具有“神的形象”的神圣界限。
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是神圣的，也是人作为神形象承载者的核心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成为亵渎的焦点，并不令人意外，
如今，母腹中的胎儿不过是女人身体的一部分，胎儿的道德意义不比脚趾甲更高。母亲稍觉不便，便可随时除掉。原本由神圣的意义与盟约的礼仪前簇后拥的性，在当今主流文化中已沦为一种消遣娱乐。尽管我们关于性侵犯的法律或许还在暗示着另一种理解，也无法挽回这一颓势。跨性别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否定了天生生理性别的特殊意义，反而将肉身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监禁着困在其中的“真实自我”。为了迎合这种荒谬的意识形态，人们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
不仅如此，死亡也在解构。娱乐产业将死亡娱乐化、低俗化；医疗机构则通过辅助自杀的合法化，将死亡简化为一道冰冷的常规程序。甚至当今对遗体的处理方式，也在变相逼迫人们将尸体当作垃圾丢弃，而不是带着尊严与敬意去妥善安置。
当然，基督教人论是一种关乎身体的、有限的、有道德意义的人论，对基督教人论的冲击并没有真正解放我们。它让我们变得更不像人，而不是更像人。正如当年那个失去神圣感的祛魅时代一样，人的卓越技术和超凡能力，再一次成了作茧自缚、贬低自身的工具。
然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年在祛魅时代中贬低人性，普遍夹杂着无奈与妥协；而如今在肆意亵渎中践踏人性，却裹挟着极度的亢奋与狂热。从纵欲者到堕胎倡导者，再到超人类主义者，人类正迈着狂乱而欢欣的步伐，走在自我毁灭和虚无的道路上。上帝死了，我们杀了祂。讽刺的是，当人类在自己眼中堕落得一文不值时，我们竟然在沦入虚无的快感中沾沾自喜。
那么，我们的盼望究竟在何处？对觉得世界已经祛魅的人来说，盼望在于复魅。但这只是一个模糊且软弱的概念。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世人对神圣的亵渎，那么唯一的答案就是“分别为圣”，也就是重新认清我们作为神形象承载者的尊贵身份。而这，正是教会的使命。
这是一个好消息。首先，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她的存在完全仰赖基督的做工，因此她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成员的知识与才干。以讲道为例，讲道不只是关于宗教题材的演讲，而是上帝在向祂的百姓发出超自然的宣告。正是这宣告，使我们分别为圣。
当丈夫对妻子说“我爱你”时，他不仅是在传达一个客观事实，更是在用一句盟约的宣告来深化彼此的联合。这正如同我们在讲台下聆听神的呼召：它既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又在一种神秘的契合中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参与敬拜时，我们是在以最符合人性本真的方式去回应神，这会更新我们的属灵想象力，使我们在心思意念与行事为人上都活出这一确据——我们不属于自己，而是被重价买来的。
我们同声颂赞，我们领受主的圣餐，我们相聚，一起承认：无论世界用什么标签来分裂我们、物化我们，基督的福音都在诉说一种更深的人性，这人性在基督里面将我们合而为一。教会的宣讲与教会的敬拜，将我们引向真正做人的意义，就是按神形象受造、如今在基督里蒙赎。这使我们分别为圣。
这种分别为圣的生命，绝不会随着主日祝祷的结束或走出教会大门而戛然而止。它必会满溢出来，流向整个世界。正如古时的以色列要作外邦人的光，通过委身上帝、爱同胞、款待客旅来彰显神的性情；这同样是今日教会的托付。如果这个世界正企图通过种种亵渎之举来摧毁做人的尊严，我们就当成为一群分别为圣的人，用言语、用行为、用整个生命去见证，什么才是活出神的形象。
好消息是，这其实并不复杂。教会由许多肢体组成，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本分。有些是优秀的教师，有些是宣教士，有些是护教家。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会众中虔诚敬拜神，并在日常生活中用恩慈与款待去对待身边的邻舍，以此来尊重并承认他人身上那属于上帝形象的印记。
亵渎神圣是一副沉重的枷锁，因为到头来，它连那些乐在其中的人也会一并毁灭。而分别为圣则是主耶稣那轻省的轭，是一副我们应当乐意担当的担子，因为它使我们真正恢复了神儿女的荣美形象。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Our Age Celebrates Desec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