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之年为我们讲述了后基督教西方世界的起源故事。那一年，七场截然不同的变革（有人称之为”革命”）并行发生，永久改变了我们看待神、自我、世界以及人类存在意义的方式。

这些变革解释了我们文化中种种看似无关的现象。它们说明了为何我们信仰人权、自由贸易、自由民主、宗教多元；为何我们推崇本真而非权威，重视自我表达而非刻苦己心；也解释了我们曾祖辈会觉得匪夷所思的诸多社会现象。

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是因为 1776 年。这包含两个主张：其一关乎我们当今所处的世界，其二关乎两个半世纪前的世界。

第一个主张是：相较于古今其他文明，我们社会的独特性可用“更怪异”（WEIRDER）来概括：西方化（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民主（Democratic）、后基督教（Ex-Christian）且浪漫主义（Romantic）。作为个人，我们未必完全符合这些标签：我们可能来自亚洲或非洲，收入一般，从未接触基督教，或者没有浪漫情感关系。但我们所处的宏观文化确实兼具这七大特征。

我们通常称之为“西方文明”，这个词虽需明确定义，但已广被接受。儿童教育普及、免费且多数为义务教育，识字率接近 100%，公认的学历资格享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我们明显已工业化：只有极少数人仍从事农业，并且社会空前富裕。今天最低工资工作者所能获得的饮食、生活设施、医疗和休闲选择，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曼萨·穆萨（Mansa Musa，14 世纪西非马里帝国的君主，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人，经过调整通货膨胀后的计算，他的财富达 4000 亿美元。——译注）或路易十四（Louis XIV）。

我们的社会是民主的，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也体现在社会的基本假设中。我们的社会是后基督教的：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信奉基督信仰的人数都在减少。然而，我们的文明仍深深浸透在毫无消退迹象的犹太—基督教的假设和价值观之中。因此，我们确实是处在后基督教时代，而不是后共产主义、后伊斯兰、或前基督教时代。

同时，我们也是“浪漫主义化”的。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概念，到我们对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期待，再到我们的爱情与性习惯，我们的信念与实践都被浪漫主义运动深深塑造。无论好坏，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怪异”的世界里。

1776 年的影响

第二个主张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七个特质，正是因为 1776 年。这听起来或许很夸张。毕竟，没有哪一个年份能够独自创造未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一次次“大爆炸”，不会凭空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规则；它更像是一系列小小的进化步骤，每一步都建立在成千上万次的过去基础之上，并依赖未来的数千次变化才能延续下去。然而，有些进化步骤比其他的意义更为重大。某些步骤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比如摄像头般复杂的眼睛的出现），而另一些则最终走进了死胡同。1776 年属于前者。那是一个充满创新与剧变的惊人年份，自那以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

要完整讲述这个故事，需要写上整整一本书。但只要看看那一年发生的十个重要事件，我们就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 1 月：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费城出版了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主张北美殖民地应脱离英国统治。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历史上销量最快、影响力最深远的著作之一。
• 2 月：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一卷，它不仅为史学写作树立了新标准，同时也向既有教会发起挑战，对早期基督教提出至今仍影响深远的怀疑性论述。
• 3 月 8 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在斯塔福德郡布鲁姆菲尔德煤矿投入使用。蒸汽机很可能是工业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就在第二天，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夏季：那一年最广为人知的转变发生在美国。7 月 4 日，《独立宣言》签署；7 月 8 日，自由钟在费城敲响；8 月 27 日，长岛战役爆发，英国军队占领布鲁克林；9 月 9 日，“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正式国名被采用。一个将在未来两个世纪扮演越来越主导角色的新国家由此诞生。
• 大西洋彼岸：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驾驶“决心号”（Resolution）南下，进行他最后一次南太平洋航行。这一远航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整个太平洋岛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 柯尼斯堡：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正在撰写《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大纲，这部著作将带来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 爱丁堡：大卫·休谟（David Hume）完成了《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这是有史以来一份最具分量的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论著。不久后的 8 月 25 日，他便离世。
• 秋季：弗里德里希·克林格（Friedrich Klinger）创作了戏剧《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意为“风暴与压力”），这部作品很快就成为德国音乐文学领域先驱浪漫主义运动的代名词。
• 12 月：本杰明·富兰克林抵达巴黎，开始外交斡旋，希望法国加入对英战争。最终，他的努力获得成功，为 1781 年约克镇战役的美国胜利铺路，也导致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在 1789 年因财政破产而崩溃，引发法国大革命。

这十大事件共同构成了一系列变革，正式开启了“更怪异世界”。其中有些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日常词汇：人们随口便会提到工业革命、美国革命、浪漫主义革命、和启蒙运动；另一些虽然知名度稍逊，但意义却丝毫不减。

譬如库克船长的远航、吉本与休谟对基督教的论述、亚当·斯密对市场的阐释，这些在地理、宗教、经济领域引发的变革，完全可与美国独立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性相提并论。

如果仅聚焦西方世界，重要事件远不止于此。同年（1776 年），劳拉·巴西（Laura Bassi）成为首位职业女科学家，就任博洛尼亚科学研究所（Bologna Institute of Sciences）实验物理学教授；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了《三钢琴协奏曲》；非裔女诗人菲莉丝·惠特莉（Phillis Wheatley）亲自向乔治·华盛顿献诗，成为出版个人诗集的首位非裔美国女性；光明会于巴伐利亚成立，ΦΒΚ 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诞生；未来成功领导史上唯一奴隶起义的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于海地获得自由。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不过，1776 年的影响并不能仅仅通过罗列当年的大事来衡量。它之所以独特，还因为那是一个思想得以被写下来的年份——这些思想往往具有变革性，而它们的文字表达更是壮丽不凡。再看英语世界当年的十个著名例子：

• 有两句话因其在独立战争时期所展现的雄辩力量，已在美国化为民间经典：一句是托马斯·潘恩那句”“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另一句出自华盛顿：“难道就是靠这些人来保卫美国吗？”
• 另外两句，则因精准阐发革命逻辑而留名：非裔美国人传道人莱缪尔·海恩斯（Lemuel Haynes）写道：“自由对黑人与白人同样宝贵，奴役对二者同样不可忍受。”（出自《自由的进一步延伸》[Liberty Further Extended]）；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则为大英帝国的失落而感慨：“我几乎无法相信，在这般安宁景象之下，我们竟是一个刚刚失去帝国的民族。但事实就是如此。”
• 还有一句话则因引入了一个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比喻而闻名至今：“在这种场合（为了他的利益），也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出自《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456 页）。

其余五句话之所以受到铭记，是因为它们浓缩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一种对人类理性与潜能充满信心的精神。在十八世纪末，这种信念几乎触手可及；直到今天，它的余震仍能清晰感受到。

•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一句话之一：“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
• 当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向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展示自己那一排蒸汽机时，他把乐观寄托在技术的可能性上：“先生，我在这里卖的，是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的东西——力量。”（引自鲍斯韦尔《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1776 年 3 月 22 日条目）
• 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尝试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更新伦理，而无需依赖基督教的道德根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衡量是非的标准。”（见《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修改《弗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时，坚持在最后一节中加入这样的表述：“所有人都同样有权，按照良心的指引，自由地实践宗教。”
• 最具影响力的，则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我们认为下列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其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见《独立宣言》）

这些话语简洁有力，适合受到反复引用，它们也许能帮助我们在一个并不熟悉的世界里找到方向。但我之所以在此引用它们，并不仅仅因为它们言辞优美，而是因为它们带来了改变，其中许多改变是震撼性的，而我们今天仍在受到它们的影响。这些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制度和发明，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怪异”。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正是因为它们。

那又如何？

我是牧师。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并且深信历史能帮助我们成为更有智慧、更谦卑、更有爱的公民。但我写作的首要动机，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历史兴趣，而是要帮助教会在这个日益“更怪异”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西方化、浪漫主义、工业化……这些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挑战与机遇？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在后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应当怎样生活？在 1776 年的阴影之下，忠心的基督教信仰应当是什么样子？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一个显而易见的来源汲取大量智慧：1776 年的忠心基督徒。他们当时面对的，正是一个充满动荡与转变的年代。那么他们是如何回应周遭的局势？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事实上，当代教会内部的几个重要脉络，都会把 1776 看作极具塑造力的一年。

• 对早期的循道宗（Methodism）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时期。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获得并开始为伦敦新总部的建设筹款。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会继任卫斯理领导地位的人，结果他罹患肺结核，这迫使人们彻底重新思考下一代的领导模式。同时，美国革命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使循道宗按立了自己的牧师，并彻底与圣公会分离。新的聚会场所、新的领导架构、新的宗派——这些因素成为推动循道宗在十九世纪迅速扩展的关键催化剂。
• 其他新教宗派在 1776 年同样迎来了关键时刻。正如我们所见，美国持不同政见者推动“宗教自由实践”这一关键语句写入《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并最终进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 前奴隶贩子约翰·牛顿（John Newton）当时正在编写《奥尔尼圣诗集》（Olney Hymns），这本诗集于 1779 年出版，其中包括他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和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的《上主作为何等奥秘》（Go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 15 岁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这一年信主。克理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并将圣经翻译成六种印度语言。
• 加尔文主义牧师奥古斯都·托普莱迪（Augustus Toplady）出版了他的诗集，其中收录了《万古磐石》（Rock of Ages）。
• 圣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 Clapham）开始聚会，这里后来成为“克拉彭派”（Clapham Sect）的重要属灵基地，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汉娜·摩尔（Hannah More）都在其中聚会。
• 这些名字在福音派中大多耳熟能详。但我认为有两位知名度远不及他们的人物，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和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艾奎亚诺约 1745 年生于今尼日利亚境内，1776 年正航行于加勒比海上。他后来成为当时、甚至是整个历史上最非凡的基督徒之一。他将自传谦称为《奥拉达·艾奎亚诺生平奇事》（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但这是一部分量十足的传记。

哈曼是康德的朋友和批评者。在黑格尔眼中，他是天才；在歌德眼中，他是那个时代最聪慧的头脑；在克尔凯郭尔眼中，他和苏格拉底并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同时，哈曼还是基督徒，可以说是最早的“后世俗哲学家”。艾奎亚诺与哈曼的人生经历和著作虽然大相径庭，但他们都能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更怪异”的世界中，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生命。

在历史中扎根

几年前，我突然注意到，我最喜欢的许多作家，例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C. S. 路易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W. H. 奥登（W. H. Auden）、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J. R. R. 托尔金（J. R. R. Tolkien）、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T. S. 艾略特（T. S. Eliot），都活跃于二战期间或战后初期。

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直到某天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那一代作家的作品格外打动人？原因大概有几方面。首先，他们的语言风格离我们并不遥远，既不会显得古板难懂，又因电影艺术的兴起而带上了简洁、明快、富有画面感的特质。其次，他们都带着一种对极端邪恶的深切体悟——这也不奇怪，毕竟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这种体悟让他们的随笔充满紧迫感，让他们的诗歌与小说展现出一种少有人能企及的“宇宙戏剧性”：无论是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和“101 室”，托尔金的“索伦”和“萨鲁曼”，路易斯的“白女巫”，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还是格林小说里对罪与魔鬼的黑暗描绘，皆是如此。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回应这种极端邪恶时，往往会转向历史。鲍德温在种族问题上的呼吁、科拉科夫斯基对共产主义的反思、伯林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多萝西·塞耶斯在《信经或混乱》（Creed or Chaos）中的呼喊，都是直接向读者发声。艾略特和奥登则借用大量典故与引文。奥康纳和格林则回到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而西蒙那·薇依（Simone Weil）最重要的著作《扎根》（L’Enracinement），更是全面论证了人类必须与自身的过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路易斯通过论述阅读经典的必要性、在《黑暗之劫》（That Hideous Strength），《魔鬼家书》（The Screwtape Letters）及《纳尼亚传奇》（Narnia stories）中安德鲁舅舅与米拉兹国王的命运里鞭挞时代势利来表明立场。托尔金则通过中古风的语言、庞杂的前史背景以及故事情节来做到这一点（还记得山姆在末日火山边缘，回忆夏尔的往事，并提醒弗罗多那些远古的故事吗？那是在极权邪恶席卷世界之前）。

最具震撼力的也许还是奥威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没有人记得过去；当掌权者（无论是《动物庄园》里的猪，还是《一九八四》里的党）垄断记忆，他们就能随意篡改历史，把不需要的回忆丢进“记忆洞”。“历史已经停止，除了党是正确的无休无止的现在，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所有这些作家都亲历过西方文明几近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知道绝不可轻忽失去历史的危险。

这对我们同样重要。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家谱”，需要知道自己的根。遗忘带来的傲慢始终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在科技和医学飞速发展的年代。正因如此，《诗篇》与先知不断提醒我们，要记念——记念先辈们的作为，记念那凿出我们的磐石，记念那开采我们的矿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我们的世界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换句话说，为什么它会变得“更怪异”，并且学会如何在其中去爱、去生活、并活出丰盛来。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1776 and the Origin Story of the Post-Christian West.